耒陽「超大班額」爭議背後：地方財政疲軟如何履責義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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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波過後，儘管還有住宿和生活費較高、宿舍甲醛「輕微超標」等遺留問題沒有解決，但湖南省耒陽市通過分流化解中小學「大班額」問題的方案已然成形。

根據耒陽市政府公示的方案，全市約8000名五、六年級學生，將集中分流至公辦小學鹿峰學校，而鹿峰學校將遷至當地一所民辦學校湖南師大附中耒陽分校辦學。

耒陽市委市政府近日表示，對分流學生學費將嚴格按照公立學校標準收取，不增加家長額外負擔。

在9月6日的教育部新聞發布會上，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續梅在回答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提問時表示：「最近湖南耒陽等地由於大班額引發的一些情況，教育部對此高度重視，要求當地教育部門配合當地政府，採取有效措施，儘快解決問題。我想，消除大班額方向是明確的，任務是剛性的，但在方式方法上應該是因地制宜、積極穩妥的。」

在一些地區，公辦學校學位緊張、民辦學校學位閒置的情況多有存在。「如果公立學校保障義務教育學位的能力不足，政府應該出資購買民辦學校的學位。」21世紀教育研究院負責人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

「消除大班額的辦法就是要綜合施策，一方面是要新建、改擴建一批學校，這是根本的舉措，首先要緩解學位的緊張，提供足夠的學位。第二方面，是要加強管理，要均衡配置資源，尤其是教師的資源，避免學生過度集中在一些熱點學校，要大力提升薄弱學校的辦學質量。」續梅說。

國辦近日印發《關於進一步調整優化結構提高教育經費使用效益的意見》，「大班額」等人民群眾關心的突出問題被納入政策範圍，要求推動建立以城帶鄉、整體推進、城鄉一體、均衡發展的義務教育發展機制。

城鎮化與大班額「後遺症」

按教育部的定義，中小學「36-45人」為正常班額，「46-55人」為偏大班額，「56-65人」為大班額，「66人以上」為超大班額。

據教育部2015年全國教育統計數據分析，小學學段平均班額最大的是江蘇、山東和湖南（均為43人/班）；初中平均班額最大的是廣西（57人/班），有15個省份超過每班45人的標準，2個省份超過每班55人。

「教育部在2016年就下發了專門通知，要求各地及早謀劃、及早規劃，制定專門方案並報教育部備案，確保2018年基本消除超大班額的目標能夠實現。」續梅在9月6日的教育部新聞發布會上說。

但大班額問題在全國較為普遍。耒陽市政府公示的消除超大班額方案中披露：2017年秋季，全市義務教育學校總班數為3782個，56人以上大班額1437個，其中66人以上超大班額740個。到2018年秋季開學，全部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額，全市至少需增加學位10731個。

「大班額的產生，大家可能都很清楚，就是當前一些地方教育資源配置還不能適應新型城鎮化的進程，相對於學生快速流動，學校建設和師資配置都需要更長的時間。」續梅說。

城鎮化帶來了鄉村、近郊學生向城區快速集中。重慶市開州區鐵橋鎮中心小學校長劉先清介紹，他的學校平均每班人數近73人，而周邊幾所農村小學有的一個班級只有10多個至 20來個學生，有不少教室竟然是空的。

遼寧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李娟統計發現，2006-2015年，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城區學校在校生增加了1958.2萬人，鎮區學校在校生增加了968 .4萬人，鄉村學校在校生減少了5571.4萬人。其間，義務教育城鎮在校生大規模增長，鄉村在校生大幅減少。

大班額產生的另一個原因是學校教育質量的不均衡。益陽市教育科學研究所工會主席湯伏南介紹，益陽市有的學校雖然處於城區中心地帶，但並未成為家長眼中的「香餑餑」：近年來優秀師資向城區優質學校流動，優質生源隨之流失的現象屢見不鮮。

相反，當地的百年老校石碼頭小學平均班額超過了68人，因為校園狹小，體育課只能在校外的群眾休閒活動廣場或防洪大堤上進行，以免噪音影響其他班級上課。

民辦學校「挖牆腳」？

耒陽市的義務教育問題，早就引起過國家有關部門的注意。2014年9月，根據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有關要求，湖南省教育廳對耒陽市進行了專門督導，公開的督導報告指出，該市存在較為嚴重的「上學難、讀書貴」問題。

經查，當時耒陽市中心城區有小學27所，其中民辦小學8所；初中13所，其中民辦初中7所。2008年至2014年，中心城區只新建了一所學校。而根據耒陽市2018年義務教育招生政策，同2014年相比，公辦小學和初中也分別只增加了3所和1所。

這份督導報告指出：耒陽市城區小學、初中在校學生中，民辦小學、初中分別占29.8%、60.1%；本應由政府承擔的義務教育責任，有相當一部分轉嫁到了民辦學校。

城區學校師資不足是「大班額」一個明顯的副作用。「近幾年，學校不得不大量返聘退休教師，代課老師」，河北省東部某縣一名小學老師告訴記者，「而代課老師每個月的工資只有一兩千元，怎麼指望他們對學生認真負責？」

儘管公辦學校師資緊缺，但還是出現了頻繁向民辦學校流動的現象，甚至背後不乏地方政府部門的推動。

耒陽市人民法院今年3月26日作出的一份判決顯示，耒陽二中教師羅燕妮2014年跳槽到了湖南師大附中耒陽分校，除了工資之外，每年還享受5萬元的骨幹教師津貼。

「耒陽市民辦學校的骨幹老師每個月可以拿到1萬元左右，在當地的收入算是很高的，而公辦學校老師大約只有5000元。」一名耒陽籍人士告訴記者。

判決書還提到，羅燕妮是耒陽市事業單位財政全額撥款的在編事業人員，其社會保險是由有關部門進行繳納，無須師大附中耒陽分校另行繳納。

「這種現象也普遍存在於國內其他地區，出現的原因就是有一段時期，地方政府的資源不夠，希望民間資本投資教育滿足當地需求，所以向民辦學校輸出了很多公辦教師，以此作為槓桿。這在義務教育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有一定合理性。」21世紀教育研究院負責人說。

「現在法律明確規定民辦學校是一個獨立主體，這自然要求其有獨立師資，所以老師必須做一個決斷，要麼留在民辦學校，要麼回到體制內。」熊丙奇說。上述案件中，羅燕妮在2015年辭職重新回到耒陽二中。

「很多人認為事業編制教師流動到民辦學校是國有資產流失，是教育不公平。這個認識有所偏差」，浙江大學民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吳華說，「因為不管是公辦學校的學生，還是民辦學校的學生，都有分享公共教育資源的同等權利」。

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減

今年5月，GDP曾穩居湖南省內五強的耒陽市，傳出拖欠在職公職人員工資。據報道，耒陽市財政局回應稱，延遲發工資是因為煤炭經濟萎縮使得國庫資金嚴重不足。

數據顯示，2017年該市一般公共預算累計完成221696萬元，同比下降18.36%；截至2018年5月31日，市財政收入累計完成80726萬元，同比下降15.35%。

面對一些地方財政捉襟見肘的狀況，國辦近日印發的《關於進一步調整優化結構提高教育經費使用效益的意見》（下稱《意見》）指出，合理劃分教育領域政府間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進一步完善教育轉移支付制度。

在9月6日教育部新聞發布會上，教育部財務司副司長趙建軍介紹，「我們配合財政部正在就教育領域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的問題進行研究」。

《意見》還指出，各級人民政府要按照「兩個只增不減」要求，更多通過政策設計、制度設計、標準設計帶動投入，落實財政教育支出責任。

「兩個只增不減」要求確保一般公共預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減，確保按在校學生人數平均的一般公共預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減。

「消除大班額是需要時間的，不是我們提出來就能夠實現，還要新建學校、招聘教師，所以各地必須超前謀劃，提前部署。」續梅說。

化解「大班額」，一方面要增加城區學位供給，一方面也要振興鄉村教育。《意見》指出，全面加強鄉村小規模學校和鄉鎮寄宿制學校建設，提升鄉村學校辦學水平。

「一批好的教師，是留住鄉村孩子的關鍵。」劉先清認為。他建議創新教師管理方式，推行鄉村教師 「縣管校聘」，實行學區內「走教制」，並大力提升鄉村教師待遇。（編輯：耿雁冰）

來源：21世紀網

原標題：耒陽「超大班額」爭議背後：地方財政疲軟如何履責義務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