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達的共和制、古希臘的四種政體和它們的靈魂

雖然召穆公、周定公以相而不是王的身份行使統治權，但與古希臘城邦國家斯巴達的「二王制」卻大致相似。

斯巴達城邦有兩個國王，這兩個國王在打仗時才擁有不受限制的權力，一個國王任統帥出征，一個國王留守國內。

平時，城邦的重大問題由 28 名 60 歲以上的貴族組成的「長老會議」決定，另有 5 個執政官協助國王處理政務。

一切有關城邦的重大事務及立法，均由長老會議做出決定，並提交由全體成年男性公民組成的公民大會批准；此外，長老會議有權監督國王，公民大會負責選舉官員。

這種由國王及執政官、長老會議、公民大會組成的政體，稱為「貴族共和制」，也稱「混合均衡政體」，柏拉圖曾將這樣的政體視為僅次於「善的，正義的」王制的較可取的政體。①

斯巴達成為國家以及建立貴族共和政體的大致時間，約在公元前 750 年左右（周東遷洛陽後 20 年）。

其實，這個叫做國家的城邦，按今天的標準來看，既難以稱為國家，也難以稱為城邦，因為它既沒有城牆也沒有街道，只是 5 個多利亞人村莊的聯合體。

這些分屬 3 個部落的多利亞人，屬於操雅利安語系的人種，它們與《伊利亞特》中的赫梯人、馬其頓人、拉丁人、條頓人、斯堪的納維亞人、波斯雅利安人、印度雅利安人、西歐日爾曼人等可能來自同一個語族。

約前 3000 年時，這些雅利安語族的人生活在多瑙河以北的森林裡，後來開始在森林外圍牧牛，再後來向着大海方向遷徙。

它們在以氏族部落為單位的遷徙過程中，一直保持着貴族－平民這樣的兩級社會結構，貴族如同獸群或畜群中高大威猛的頭領，承擔指揮對敵作戰、執行獻祭、主持歡慶宴會這樣的職責。

當若干個同族的部落需要聯合以便對抗更加強大的敵人時，氏族首領和年長的長老們，便聚集在一起推舉一個人作為王，賦予他大家認為需要給予他的任何權力，因為這時還沒有法律，只有風俗和習慣；這一做法成為雅利安人立國王的慣例。

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約在前 1600－前 1100 年左右，侵入希臘半島，其中的多利亞人又在前 800－前 750 年間，侵入希臘南部伯羅奔尼撒半島的拉哥尼亞（Laconian）平原，毀掉了原來居住在這裡的原居民的家園，並將他們變成奴隸，稱作希洛人。

這些希洛人被迫在自己的土地上從事艱苦的農耕勞作，將一半以上的收穫繳給現在叫做「斯巴達」②的多利亞人，自己卻只能維持半饑飽的生活。

為了維持對數倍於斯巴達人③的希洛人的壓迫和奴役，鎮壓希洛人的反抗，斯巴達人需要一支強壯的軍隊。這是斯巴達人後來被廣為歌頌的政治制度的基礎。

所有斯巴達人除了軍事外，不得從事其他生計，他們過着軍事化的生活，孩子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軍事訓練，練習刺殺希洛人是軍事訓練的必修科目；連女人們都要進行跑步、競走、擲鐵餅、搏鬥等體質鍛煉，因為只有身體強健的母親，才能生下剛強的戰士；同時，她們有着一般女人所沒有的不怕兒子戰死的堅毅神經。母親送兒子上戰場時，不是祝他平安歸來，而是給他一個盾牌，說：「要麼拿着，要麼躺在上面。」——只有戰死的人才有資格躺在盾牌上被抬回來。

就是這樣的斯巴達，建立了接近於「善的，正義的」貴族共和政體。

他們的兩個國王如同中國共和時代的召穆公和周定公那樣，共同領導着偉大的斯巴達的軍事社會，他們的軍隊除了需要對希洛人進行鎮壓、對鄰居美塞尼亞人進行征服、將入侵的波斯人驅除④外，還需要與另一個由雅利安人建立的偉大城邦國家雅典進行決戰。

在前 431－前 404 年間進行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共和制的斯巴達打敗了平民制的雅典，成為希臘 200 多個城邦國家的霸主，並用勝利向柏拉圖證明了貴族共和政體是全希臘比較好的政體——斯巴達人有着希臘人中比較「善的，正義的」靈魂。

儘管斯巴達基本做到柏拉圖所謂的「非常理想的國家，必須婦女公有，兒童公有，全部教育公有。不論戰時平時，各種事情男的女的一樣干」，且做到了「需要從別人那裡每年得到一年的供養作為護衛整個國家的一種應有的報酬」。⑤但是，這還並不是柏拉圖追求的完全理想的國家，不然，他也不會去寫《理想國》，推薦哲學家去當國王了。

在柏拉圖追求的理想國家之外，希臘城邦國家的政制有四種，分別是貴族共和政制、寡頭政制、平民政制⑥、僭主政制。在人類歷史上影響深遠的世襲君主國，卻被柏拉圖列為一種特殊的政制而未加詳細討論。這大概與世襲君主國在希臘城邦中數量較少有關。數量少的原因不是因為柏拉圖認為的世襲君主國多是野蠻人的政制，而是這一時期的希臘人，他們還保留着森林時代形成的貴族－平民二元社會結構，而在多個氏族部落混合而成的城邦國家中，氏族部落貴族之間需要以聯合的方式共享城邦的治權。

同樣是分享治權，為什麼有的城邦實行的是貴族共和政制，有的卻實行寡頭政制、平民政制呢？柏拉圖對此的解釋是，「有多少種類型的政體就能有多少種類型的靈魂。」⑦又或者，「有多少種不同類型的政制就有多少種不同類型的人們性格」，他認為「政治制度是從城邦公民的習慣里產生出來的；習慣的傾向決定其它一切的方向。」因此，「與貴族政治或好人政治相應的人，……是善者和正義者」⑧，而崇尚武力的斯巴達的貴族共和制則是基於好勝與愛好榮譽，或者說基於它們擁有一顆「爭強好勝、貪圖榮名」的心靈。這種心靈與寡頭政制的人們的心靈比較而言，要善一些，與貴族政制比較而言，其心靈因貪圖財富而要惡一些，因此，是「善惡混雜的政治制度」。⑨

如果爭強好勝和貪圖榮名的青年，突然間喪失了家財，「他會因羞於貧窮而轉向掙錢，貪婪地，吝嗇地，節省苦幹以斂聚財富」⑩嗎？柏拉圖認為一定會的，因為從好勝型青年到貪財型青年的轉換，只要遵循將「致富和致富之道」作為榮譽就行了，就像今天的多數青年，當沒有更好的能證明他的好勝心的事務時，賺一大把錢，就能滿足那對好勝和榮譽如饑似渴的心靈了。

這種青年就是寡頭政治型人物的原型，他們擁有一顆「吝嗇的只想賺錢」的心靈，由這種心靈支配的政制就是寡頭政制，它常以「富戶的利益為依歸」，表現為公民在城邦中的政治權力由其財產的數目來決定，財產總數達不到規定資格的公民，將無法當選公職。

追求財富之心，是人的欲望的重要部分，除此之外，人還有其他眾多的欲望。

那些不可避免的欲望，以及滿足了對我們有益的欲望，柏拉圖認為是「必要的」欲望；但有些欲望是「可戒除的，而且這些欲望的存在，對我們沒有好處，有時還會有害處」，正是這些有壞處的「不必要的」欲望，指引那些對財富吝嗇的心靈，轉而成為崇拜財富的人，因為只有財富才能滿足他那千方百計追求快樂和欲望的心靈，最後成為一個想做什麼就去做什麼的人，與這種人喜好「無政府狀態的花梢的管理形式」相應的政體，就是平民政制。這種制度「不加區別地把一種平等給予一切人，不管他們是不是平等者。」

這種「平等」指公民權而不包括奴隸的自由權，即城邦「公民都有同等的公民權及做官的機會——官職通常抽籤決定」，即使一個白痴抽到簽也照樣履職。

正因為如此，柏拉圖批評道：「民主制度以輕薄浮躁的態度踐踏所有這些理想，完全不問一個人原來是幹什麼的，品行如何，只要他轉而從政時聲稱自己對人民一片好心，就能得到尊敬和榮譽。」

柏拉圖從貴族共和政體、寡頭政體、平民政體的政體特徵和各自政體下人的心靈特性的分析中，得出了一些極其重要的結論，如：貴族共和制所認為的善和賴以建立的基礎是榮譽，「寡頭政治所認為的善以及它所賴以建立的基礎是財富」，民主政治所認為的善和賴以建立的基礎是自由。然而，「不顧一切過分追求自由的結果，破壞了民主社會的基礎，導致了極權政治的需要。」這就如同所有的事物都會「物極必反」一樣，極端自由的結果會導致極端的奴役，僭主政治就這樣從平民政治之中被發展了出來，而激情是僭主追求的善。

這樣，王制、共和制、寡頭制、平民制和僭政便各有了自己追求的善，他們的靈魂也分別為其追求的善——正義、榮譽、財富、自由、激情——所引導。

那麼，什麼樣的政制才是最好的呢？柏拉圖認為是王制，亞里士多德認為是「全城邦最好的一人」行使治權的政制。

中國的堯、舜、大禹、成湯、文王即是這樣的好人，所以他們所建立的國家以其為王。

而斯巴達和雅典則缺少這樣的王，因而他們只能在自己的城邦國家中實行共和制和平民制；不僅斯巴達和雅典缺少這樣的王，全希臘所有的城邦都沒有這樣的王，因而那些以個人利益為依歸的僭主、以富戶利益為依歸寡頭、以公民利益為依歸的平民制，都無法照顧到城邦全體人民的利益，它們變態於其中的王制、貴族制和共和制，則是比它們多一些善的政制而已。

在我們討論這些問題時，如果希臘各城邦國家的居民（貴族、公民、異邦人、奴隸）享有同樣的政治權利，柏拉圖的結論不會出現太大的問題。

問題是，在希臘各城邦國家居民中，享有公民權的居民始終是屬於雅利安人這個城邦國家的少數派。

在不享有公民權的希臘居民中，大多數是被希臘公民奴役的原希臘半島上的土著居民，這些居民因希臘雅利安人的入侵而被征服，成為失去自由的奴隸；

部分是異邦人，他們有在城邦城牆之外鄉村中農耕的自由和權利，但沒有公民的政治權利；少數是在戰爭中俘獲的敵對方的人員，他們通常被剝奪自由而成為奴隸。

少數派統治多數派這個事實，使柏拉圖有關希臘城邦政治體制的討論，局限於雅利安人的統治者和分享這一統治權的雅利安公民之間。

而就東方社會及近代西方社會的一般政治準則而言，不管柏拉圖以及希臘諸賢哲們討論的問題是如何有道理，都因為他們事實上漠視了國家居民中大多數人（奴隸和異邦人）的政治權利，而使其理論證實着雅利安人觀念中的正義之性質，實際上只是少數人的正義，或者說它不是多數人的正義，而是作為少數派的雅利安人的正義。

斯巴達將軍伯拉西達在對士兵的演講中曾經說道：「……你們來自一個少數統治多數而不是多數統治少數的國家；在這些國家中，戰爭和征服是國力的唯一基礎。」

或許有人認為，柏拉圖的正義觀念，用於任何種類的人群都適宜。我們也希望如此。不過，柏拉圖學生亞里士多德對正義的理解，卻毀滅了這個希望：

世界上有統治和被統治的區分，這不僅事屬必須，實際上也是有利益的；有些人在誕生時就註定將是被統治者，另外一些人則註定將是統治者。……戰爭技術的某一意義本來可以說是在自然間獲得生活資料（財產），[戰爭就導源於狩獵，]而狩獵隨後則成為廣義的戰爭的一部分；獵取野獸以維持人類的飽暖既為人類應該熟悉的技術，那麼，對於原來應該服屬於他人的卑下的部落，倘使竟然不願服屬，人類向它進行戰爭（掠取自然奴隸的戰爭），也應該是合乎自然而正當的。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只要能夠找到可證明自己的行為屬於「為人類應該熟悉的技術」這一範疇的理由，通過殺死他的人進而掠奪其財富、通過奴役使他人成為服務於自己的奴隸，便都是正義的。

在「為人類應該熟悉的技術」中，行使統治權的政治技術，當然不是例外。也就是說，希臘城邦的政治體制，實際上是一種在保證雅利安人公民權的同時也要保證雅利安人對奴隸奴役權力的技術。而這樣的技術，並不會因為被冠以共和制、寡頭制、民主制或僭主制而被改變其性質。

也就是說，希臘城邦這些不同類型的政制，如果如柏拉圖所說，是從具有不同靈魂的「城邦公民的習慣里產生出來的」[21]的話，喜歡奴役他人的靈魂，便是所有希臘雅利安人的共同心靈——所有希臘雅利安人的城邦都無一例外地將希臘半島上被征服者作為奴隸驅使的事實，可作為證明希臘雅利安人喜歡奴役他人的一個證據。

由於這樣的靈魂，並不是全體人類所共同具有，因而，將希臘城邦雅利安人的各類政製作為人類普遍的政制形式去理解，就有可能違背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對政治技術的見解。

因為，我們的確可以在希臘雅利安人之外，找得到與雅利安人喜歡奴役他人的心靈不同類型的心靈。如被斯巴達人奴役的希洛人，在他們被希臘雅利安人宣布為戰爭的對象時，大多數情況下便接受了被斯巴達公民任意屠殺的命運[22]。再如，被同屬雅利安人後裔的拉丁人所毀滅的美洲印加帝國的印第安人，他們的善良招致了西班牙人的血腥屠殺[23]，最後不得不接受被奴役的命運，而在此之前，他們生活在一個缺少武力相向的國度，過着幸福安寧的農耕生活。

我們也可以將建立西周王制的周人的先人古公亶父，在面對異族搶掠時的選擇，作為同樣的證據，以證明中國人不具有希臘雅利安人那樣的喜歡奴役他人的靈魂。

【本節完】

注釋：

①[希臘]柏拉圖著，郭斌和等譯，理想國，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313 頁。以下引用該書內容均為相同版本。

②斯巴達，語即「來到這裡的多利亞人」。最初到達拉哥尼亞的是多利亞人的 3 個兄弟，他們與其部落在這裡定居後先後形成了 5 個多利亞人的村莊，3 兄弟中的兩人後來出任國王，形成雙國王制。

③斯巴達人最繁盛時期有 9000 戶；到前 4 世紀時，斯巴達人衰減到只有 1500 戶。他們統治的奴隸希洛人的數量不祥，但據希波戰爭期間斯巴達人一次徵召 3.5 萬希洛人隨軍推測，他們至少數倍於斯巴達人。

④約前 740 年－前 720 年、前 640 年－前 620 年，斯巴達人進行了兩次美塞尼亞戰爭，第一次是對美塞尼亞人的征服，將美塞尼亞人作為奴隸，並為希洛人；第二次是鎮壓美塞尼亞人的起義。在前 500 年－前479 年的希波戰爭中，斯巴達任希臘諸邦盟軍統帥，與雅典等希臘人城邦聯合抗擊波斯的侵略，並最終戰勝波斯人，史稱希波戰爭。

⑤[希臘]柏拉圖著，理想國，第 312 頁。

⑥這裡的平民政制，在國內一般的譯著或研究文獻中，多採納「民主政制」一詞。由於「民主」一詞本身在現代社會所包含的價值判斷使其失去了語言學意義上的純粹政制含義，而帶有濃重的政治比較意蘊，我們選擇「平民」而不是「民主」來介紹希臘時期的政制類別。理由有二：一是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在討論「民主政制」時，實際上是將「民主政制」看作是「寡頭政制」的一種對應政體，前者是平民（窮人）多數行使權力的政制，後者是少數富有者行使權力的政制。這是由雅利安人的平民和貴族之間在行使權力問題上的主從關係決定的。「平民政制」與其他政制（以貴族或富室這樣的少數人執掌權力）的區別，實際上是「少數」和「多數」的區別，少數人行使權力的政制如果稱作貴族政體、寡頭政體的話，多數人行使權力的政體就是共和政體、平民政體，而優的一人政體為王制，相對劣的一人政體為僭政。因此，在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本中，採納的是「平民政體」這一詞語。二是就希臘語、英語和漢語在因翻譯而產生的語義轉換中，一些譯者所做的「便宜」處置，有可能產生約定俗成但未必合理的譯法。如「平民」一詞，對應的希臘語為 δμо，原意為與城市相對的鄉鄰，後演變為城鄉通用名稱，可稱為坊社；這一希臘語也指散居郊區的庶民，相對應於城居的王族或貴族；這兩種意義結合便產生了叫做「坊社居民」的新詞 δμη， 這一詞語被用來指稱「公民」，這樣，由德謨斯（希臘 δμη， 英 demos）衍生的「德莫克拉西」這一雅典語，稱為「平民政體」便是適宜的。由於雅典語後為希臘大多城邦所通習，久而為各國公用名詞。由此，英語 democracy 一詞的「平民」含義，就成為希臘語「德莫克拉西」的漢譯名詞「平民政體」了。參見：吳壽彭譯《政治學》第 129－130 頁注釋。此外，在英語中，「民主」（Demokratia）由「平民（Demos）」和「權利（Kratia）」兩詞組合而成。由此可見，現代的「民主政體」與古希臘時期的「平民政體」是有區別的。

⑦[希臘]柏拉圖著，理想國，第 175 頁。

⑧[希臘]柏拉圖著，理想國，第 313－314 頁

⑨[希臘]柏拉圖著，理想國，第 318 頁。

⑩[希臘]柏拉圖著，理想國，第 326 頁

[希臘]亞里士多德著，吳壽彭譯，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96 年，第 134 頁。以下引用該書內容均為相同版本。

[希臘]柏拉圖著，理想國，第 333－335頁

[希臘]柏拉圖著，理想國，第 331 頁。

[希臘]柏拉圖著，理想國，第 333 頁。柏拉圖這裡所強調的理想，是指人們對善和正義的追求。

[希臘]柏拉圖著，理想國，第 339 頁。

[希臘]柏拉圖著，理想國，第 340 頁。

柏拉圖解釋了這一發展過程，他將人分為強悍者、富有者和平民三類，平民往往需要得到強悍者的「保護」，這樣，處於提供保護者地位的強悍者，會由於得到被保護者的信任，而籍由平民政製成為城邦的統治者，當這個統治者是一個壞的分子時，他會受貪慾和激情的支配而成為僭主，當統治者不那麼壞時，一個寡頭政制便形成了。

[希臘]修昔底德著，謝德風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商務印書館，2008 年，第 390 頁。伯拉西達是公元前 431 年開始的斯巴達同盟與雅典同盟戰爭中斯巴達方面的一個將軍，他曾率領斯巴達遠征軍遠征雅典北部的色雷斯地區（公元前 424－422 年）。以下引用該書內容均為相同版本。

[希臘]亞里士多德著，政治學，第 13 頁，1254a。

[希臘]亞里士多德著，政治學，第 23 頁，1256b。

[21][希臘]柏拉圖著，理想國，第 314 頁。

[22]斯巴達人來到伯羅奔尼撒後（約前 800－前 750 年），最初征服的是皮里阿西人（斯巴達人稱其為希洛人），雖然皮里阿西人曾反抗過斯巴達人，在被鎮壓後便接受了被奴役的命運。每年斯巴達的執政官在就職時，都會對希洛人（包括後來被征服的美塞尼亞人）宣戰，如此便可殺害希洛人，而不觸犯宗教上的禁忌。

[23]西班牙征服者弗蘭西斯科·皮薩羅率領近 200 人遠征隊到達印加帝國時，善良的印加帝國國王阿塔瓦爾帕率領人民列隊歡迎這些遠方的客人，但卻在毫無防備下遭到西班牙人的拘捕和屠殺。皮薩羅要求國王阿塔瓦爾帕用黃金來交換其生命。但在阿塔瓦爾帕將所有黃金珠寶（總價值相當於 690 萬克黃金）作為贖金給予皮薩羅之後，皮薩羅還是將其野蠻地處死了，印加帝國從此消失。要理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只要知道印加人的武器只是甘蔗前面插個削尖的木棍就明白了，他們對付不了持火槍的西班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