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學新動向｜過去的思維習慣妨礙着我們感知當下的處境

愛爾蘭作家紀念《尤利西斯》100周年

1922年2月2日，喬伊斯四十歲生日當天，《尤利西斯》第一個公開發行的版本，由莎士比亞書店出版。《尤利西斯》第一版發行量不多，僅有1000份。這一版主要歸功於莎士比亞書店的創始人西爾維婭·畢奇。在公開出版前，《尤利西斯》在《小評論》雜誌上連載。同年，《尤利西斯》在英國發行，出版商是主掌《利己雜誌》的哈麗特·肖·韋弗，韋弗是喬伊斯最重要的贊助人之一。

「沒有任何書像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如此受到作家和嗜書人的小圈子的追捧和渴求。」百年前，衛報就曾撰文評價《尤利西斯》，作者稱喬伊斯是天才。評論者和精英群體認為，《尤利西斯》展現了內在的真相，它超乎美與丑，也超乎公平與神秘，且喬伊斯的語言極其優美，可以使紙頁熠熠生輝。「在偉大的事物面前，人類態度的輕蔑和不敬無情地暴露了出來。（小說中）粗暴的動物性和隱微的精神彼此交融。」衛報寫道。

安妮·恩萊特（Anne Enright）14歲時讀完《尤利西斯》後五味雜陳，直到18歲重讀時才恍然明白自己曾經錯過了什麼。如今重讀《尤利西斯》，恩萊特發現，淫穢和驚悚的情節已經不是她在意的，她反而讀出了和女性權益的關聯。其他作家也指出了這一點，甚至不少女作家都承認接受了喬伊斯的影響和洗禮，比如埃德納·奧布賴恩（Edna O'Brien）、艾米爾·麥克布萊德（Eimear McBride）、瑪麗·科斯特洛（Mary Costello）等等。

「愛! 愛把我們所有人變成了白痴。當你知道喬伊斯也墜入這樣的陷阱，你會感到欣慰。沒有超脫的、宏大的詞彙，供他使用，僅有的是洶湧的欲望、懷疑、顧慮。」埃德納·奧布賴恩追溯了喬伊斯的一生，「在生命最後階段，發生了一次解凍。喬伊斯在劇院裡會被鞠躬致意，不是因為名聲，而是因為他的成熟。喬伊斯拜訪名人，發去問候和電報，用他清朗的男高音招徠客人。喬伊斯到了一個新高度。在蘇黎世的街頭，人們會看到一個戴眼罩、穿長大衣的孤獨身影，口袋裡還裝着打狗的石，他已經不再是昔日的風流人物。」

《消費喬伊斯：〈尤利西斯〉在愛爾蘭一百年》2022年，紀念喬伊斯相關會議、活動、話劇研究等等正在陸續展開。日前，國際喬伊斯基金會受託人約翰·麥考特的著作《消費喬伊斯：〈尤利西斯〉在愛爾蘭一百年》（Consuming Joyce: 100 Years of Ulysses in Ireland）由布魯姆斯伯里出版社出版。韓裔詩人崔唐美和韓國女性詩歌傳統

2019年以來，韓裔詩人、作家崔唐美（Don Mee Choi）迅速崛起為當代最重要的英語詩人和譯者之一。2019年以來，崔唐美先後獲得了DAAD柏林藝術家計劃獎學金、盧西恩·斯特里克詩歌翻譯獎、格里芬國際詩歌獎、美國國家圖書獎、古根海姆獎學金、麥克阿瑟天才獎，2021年她又加入了英國皇家文學學會（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成為其國際作家。這主要歸功於她新近出版的《朝韓非軍事區》（DMZ Colony），與它先前的姐妹篇《戰爭殘痕》（Hardly War），以及她對韓國現代詩人的翻譯和介紹，如李箱、金惠順等。

崔唐美崔唐美自1981年開始移居美國，就讀於加州藝術學院。她比較青睞8毫米、16毫米膠片，並將其特徵和敘事力量賦予了詩歌，當然她也受惠於記者父親，他記錄下來了1960年代到1989年代朝鮮半島的驚人巨變。「我的記憶居住在父親的相機里，那是我記憶誕生的地方，我的視網膜和父親的彼此重疊着。」崔唐美在《朝韓非軍事區》寫道。朝韓非軍事區橫跨三八線，形成於1953年的《朝鮮停戰協定》，並於2018年《板門店宣言》後成為一個和平地區。《朝韓非軍事區》便以這段史實開頭，「朝鮮非軍事區長約160英里，寬2.5英里……朝鮮邊界是世界上最軍事化的邊界之一。」戰爭、語言、錯位，種種新殖民主義、移民群體下的關懷是崔唐美的主題。地緣政治的暴力給予崔唐美很多啟發，崔唐美藉此創造了鏡像詞彙（Mirror words）。鏡像詞彙的產生是促使人們考慮抵抗的路徑，而不是尊重既有秩序。「鏡像詞彙是思鄉。鏡子裡的詞彙是光暈。鏡子裡的詞彙是孤兒的詞彙。現在你對着鏡子照看你的詞彙。翻譯吧，翻譯吧！你翻譯過嗎？再做一次！做吧！」借其藝術生涯、其父親積累的檔案，崔唐美在詩集中徵用了圖像、不尋常的排版、地圖、塗鴉等不同的形式。

崔唐美的翻譯生涯開始於20多年前，她最早的翻譯成果涉及三位韓國女性詩人崔承子（Ch'oe Sng-ja）、金惠順（Kim Hyesoon）、易永珠（Yi Yon-ju），並集結成《詞語的焦慮》（Anxiety of Words）一書。韓國的女性詩歌來源於1920、1930年代的女性詩歌傳統，這樣的女性詩歌被固定在傳統的女性角色和女性主題中。

「當我成為一名詩人的時候，韓國文學界期望我這樣的女詩人可以被動地歌唱愛情，」金惠順在《死亡的自傳》（The Autobiography of Death）中說，「但如果我可以像韓國男性抒情詩人那樣炊之以風雨雲，不是更好嗎？這對我來說就是，更高級的抒情資源排斥了女性詩人，女性詩人只能選擇怪誕、暴力、母性的部分……（而如今的女性詩人）期待發展出一種反抗性的、本能的、顛覆性的、創造性的、本體性的詩歌面貌。」

石靜遠的漢字王國

日前，石靜遠（Jing Tsu）的著作《漢字王國》（Kingdom of Characters: The Language Revolution That Made China Modern）出版。《漢字王國》講述漢語從1900年到2020年的發展史。與常見的學術書籍不同的是，這本書採取了類似報道的體例，分為七章，每一章都雜糅了某一特定時間段的漢字改良。通過《漢字王國》，石靜遠擴展了語言帝國主義等既有的理論敘事，石靜遠代之以全景和增補的敘事，使漢字改良史和演變史變得豐富而多元。

《漢字王國》在發明拼音和簡化漢字之前，漢語自清末就開始了拉丁化的歷程，有林語堂的漢字索引制、錢玄同的國際音標拼寫文字、威妥瑪拼音系統、世界語、沃拉普克語、「中性語言」、「官話合聲字母」、「簡字運動」、趙元任的方案、瞿秋白受任執行的草案、亞塞爾·什娃子的建議等不同方案和路徑。這些方案大多都以失敗收場，亞塞爾·什娃子對東干語的拉丁化可以看作是一個微妙的案例。1936年，《新文字入門》就曾總結新文字運動的成果，提出新文字（1）必須是純粹的拼音文字；（2）要能和口語適合；（3）要簡易；（4）要國際化；（5）要能與現代科學技術結合；（6）要合於經濟原則。直到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成立並推動《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出台，漢字簡化才告一段落。其時國家語委掛名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其十二委員包括吳玉章、胡愈之、韋愨、丁西林、林漢達、羅常培、陸志韋、黎錦熙、王力、倪海曙、葉籟士、周有光。他們分屬不同派系，但都有一個共同的心愿：推廣白話文。

在漢字接入互聯網的過程中，簡體字又通過算法成為中國和華語世界的基礎設施。漢字接入互聯網離不開表意文字小組，它在很多維度上拓展了Unicode（聯盟官方中文名稱為統一碼）和領導它的喬·貝克爾的標準。但統一中稍有差異，不同地區在很多字上都有不同的呈現，石靜遠在書中舉了「骨」這個字。在石靜遠的表述下，漢字輸入法的確立和滲透，充當了擴音器，它能夠將自身的勢能帶向全世界，這也符合中國的美好願景，同時這也有助於使中國成為標準的制定者。

石靜遠是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和比較文學John M. Schiff講席教授、耶魯大學東亞研究理事會主席，同時她也是耶魯北京中心顧問委員會成員。此前，石靜遠已出版有《失敗，民族主義和文學：現代中國身份的塑造》（Failure,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y, 1895-1937）、《散居華人的聲音與手跡》（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阿米塔夫·高希關注氣候變化

日前，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出版了非虛構作品《肉蔻的詛咒》（The Nutmeg's Curse: Parables for a Planet in Crisis），以及文獻改編小說《叢林納瑪》（Jungle Nama）。《肉蔻的詛咒》延續了高希一貫對印度洋歷史、氣候變化問題的關切。《叢林納瑪》則是高希在朱鷺號三部曲（Ibis trilogy）和《槍島》（Gun Island）後的一次新的嘗試。

《肉蔻的詛咒》高希是當下最重要的英語作家之一，也是當下印度文學界的領軍人物。高希曾獲得印度文學界最高榮譽傑南皮特獎，該獎五年內授予人還有達莫達爾·毛佐（Damodar Mauzo）、小尼爾曼妮·普歐根（Nilmani Phookan Jr）、亞基基塔姆·阿丘他·南布西里（Akkitham Achuthan Namboothiri）、克里希納·索布蒂（Krishna Sobti）。傑南皮特獎授予《印度憲法第八附表》允許的印度語言，截至目前共授予印地語11位，卡納達語8位，孟加拉語、馬拉雅拉姆語各6位，古吉拉特語、馬拉地語、奧迪亞語、烏爾都語各4位，阿薩姆語、泰盧固語各3位， 旁遮普語、泰米爾語、孔卡尼語各2位，英語、克什米爾語、梵文各1位。其中僅有的英語獲獎人自然是高希。2016年，高希第一次踏足班達群島，並首次了解到班達群島的歷史。班達群島生產肉蔻，但在1621年這裡還發生了一次大屠殺。17世紀，歐洲殖民者在各大洲進行殖民，支配甚至買賣土著人口，並劫掠大量的本土資源。高希特別強調17世紀的意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主導地位被顛覆，荷蘭人在17世紀成了全球霸主，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荷蘭人對風能的使用，同樣的情況發生在19世紀英國對化石燃料的使用上。

殖民亞非、暴力事件、文明顛覆，在高希看來都和氣候變化聯繫在了一起。為了控制肉蔻的貿易，荷蘭人對班達群島進行了一次大屠殺。肉蔻是班達群島的資源，但卻成了班達群島淪落的詛咒，就像大量種植鴉片的東安遮羅因英國殖民者的貿易控制而衰落一樣。如今人們經常談論的氣候變化，可以追溯到全球殖民這一時期，班達群島大屠殺就是其中例證。17世紀至今的歷史，即殖民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大脈絡歷史，也是高希歷部作品的歷史背景。

關於氣候變化，高希提出了「地球化」（Terraforming）。地球化一詞出自傑克·威廉姆（Jack Williamson）1942年發表於《模擬科幻小說與事實》的短篇小說中的詞彙。「地球化」由terra或land，與forming組合而成，terra的詞源有地球的含義，而terraforming也被解釋為：旨在提高地外行星環境維持生命能力的行星工程。地球化有助於我們將氣候變化和殖民歷史聯繫起來，更有助於氣候變化的形成史和氣候變化糟糕的現在聯繫在一起。

高希生於印度加爾各答，成長於印度、孟加拉國、斯里蘭卡。幼時喜愛里奇馬爾·克朗普頓（Richmal Crompton）的「威廉·布朗」系列，青年時代迷戀暴力、搖滾樂、激進主義。高希受教育於杜恩學校，大學先後就讀於印度德里大學附屬的兩個學院聖斯蒂芬學院、德里經濟學院，中間曾在《印度快報》工作，而後在牛津大學師從彼得·林哈特。高希在1970年末來到牛津大學，僅停留兩年零三個月，其間還曾赴埃及田野調查，其成果匯集成他的博士論文，以及他的第一部非虛構作品。但高希拒絕外界將其看作人類學家，他認為自己並不適合做學術研究，高希明顯視文學高於史學。此外還不應該忽視，高希的多語存在——他會使用孟加拉語、印度語、法語、阿拉伯語、英語。

「我們正處於一個新時代的邊緣，在這個新時代里，我們過去的那些思維和行為習慣都像眼罩一樣妨礙我們去感知當下的現實處境。世界各地的作家、藝術家和思想家都在艱難地尋找有效的概念和理念，可以讓我們介入這個新時代里那些前所未有的事件。但發現這些介入的模式是需要時間的，我們當前確實沒有找到。」高希在一個訪談中說。

（部分譯文參考《遊走於檔案與想象之間——阿米塔夫·高希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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