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遷出7000家企業，北京還有吸引力嗎？｜《財經》封面

來源：《財經》雜誌

　　企業外遷也是城市產業騰籠換鳥的過程。隨着北京產業結構愈發明晰，如何用強勁的科技創新實力賦能北京、河北和天津的企業，可能是破解京津冀經濟協同發展的一個關鍵命題

封面設計/黎立

　　文 | 《財經》記者 鄒碧穎 張寒

　　像北京這樣的超級大都市，對企業的吸引力並不總是一成不變。新一線城市研究所近期發布的一組數據顯示，過去四年，673家高新技術企業遷出北京，南京、徐州、蘇州、海口、宿遷是它們主要的目的地。

　　這一度讓許多人生發感慨：北京已經留不住企業了嗎？

　　過去一年，在普華永道工作的林曉經手最多的項目，便是協助北京的投資公司、事務所將部分業務遷往海南。「海南現在要發展金融中心，先去搶占一份市場。而且海南稅收優惠力度非常強，大部分的企業所得稅是15%，其他地方是25%，在那邊設立一個比較核心的部門，能提高收益率。」林曉對《財經》記者說。

　　即便拋開稅收考慮，從居家生活的角度來看，北京的短板也不言而喻：每年超過10萬人申報積分落戶，最終名額僅約6000個；按人均租住面積20平方米算，五環內臥室單間租金每月大多在3000元以上；動輒47分鐘的單程通勤時間、搶破頭的教育資源，也迫使許多人在工作一定年頭後開始考慮離開北京。

　　進入「十四五」時期，各省各地都在強調回歸製造業和實體經濟。而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指出，北京城市戰略定位是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經濟中心」並不在列。在疏解非首都功能開始強力推進後，京企外遷開始加速。有數據顯示，從2014年到2020年，京企一共遷出7009家。北京市市場監管局曾在2018年發布北京市市場主體發展分析報告，公布了外遷企業的數量、行業等情況。2018年北京有780家企業外遷他地。河北和天津截留四分之一，近五成企業蛙跳他省。

　　2014年以後，北京累計退出一般製造和污染企業約3000家，疏解提升區域性批發市場和物流中心約1000個。藍天取代了霧霾，污染天氣出現的頻次大幅下降，但菜市場、小攤販的市井煙火氣也少了很多。

　　界面新聞梳理，清北畢業生留京率已不足兩成。2013年到2019年，北大本科生留京率從71.79%降至16.07%，清華從30.7%降至18.20%，越來越多應屆生前往廣東尋找工作機會。類似的，不少企業的步子也一路向南，機構部門擴張比起京津冀更偏好長三角、珠三角地區，這背後的脈絡遠比人員的流動更為複雜。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陸軍向《財經》記者指出，過去幾年，北京市政府通過疏解、轉移、促提升等途徑，進行城市的產業升級、結構調整和城市更新，城市人口規模下降了，城市環境也大為改觀。但現在北京出現商業不發達、人口老齡化、缺乏市場機制等現象。城市治理如果過度依賴行政手段，可能抑制市場作用，造成「雙失」，即低端企業走掉了，高端的要素沒有進來。

　　北京是中國少有的減量發展的城市。北京及周邊的天津、河北能否留住企業、發展好產業，與北方經濟未來的命運緊密勾連。首都經貿大學特大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執行副院長葉堂林向《財經》記者表示，如何用北京強勁的科技創新實力賦能北京、河北和天津的企業，可能是破解京津冀經濟協同發展的一個關鍵命題。

　　「生態和交通都是花錢，花錢就能把路修好、把空氣治理好，但是真正能掙錢的事應該是產業。如果產業不能做起來的話，最後的結果肯定是經濟還在下滑。能掙錢的不起來，花錢的嘩嘩往外花，從長期來看是不可持續的。」葉堂林說。

　　企業外遷之後，京津冀的產業協同難點在哪？

　　北京通州區的張家灣工業區緊鄰著名的「睡城」燕郊，臨近河北。

　　8月中旬的一個炎炎夏日，老牌紡織企業銅牛公司占地8萬平方米的廠區大門緊閉，靜悄悄。周圍幾家小規模的幕牆裝飾、五金製品公司，緊挨着的方和正圓工業園還在照常運營。臨街路邊，開着幾家東北菜館、便民超市、手機門店，恍若中國某座偏遠縣城。與前幾年相比，現在，安靜是這片區域更好的註腳。

　　這幾年，作為通州第一大工業重鎮，張家灣清退停產了上千家工業企業。這裡原先有17個工業大院、1000餘家工業企業，涉及金屬製品、家具、化工、紡織服裝、印刷、醫藥等行業。通過「先停後治」，到2018年僅剩70家在產工業企業。

　　銅牛公司的生產線早已遷往了外地，留在老廠區的員工不多。規劃中，銅牛公司老車間要配備上咖啡吧、美食餐廳，改造成北京未來設計園區。目前，建設尚未完畢，廠區四周被施工牌包裹了起來，間或有兩名員工從大樓走出。

　　周圍的工業用地被改建為公園，進行房地產開發。往市區方向走，不遠處的綠心森林公園去年剛開園，面積約為3.8個頤和園。這一帶，許多嶄新的住宅樓拔地而起，一些樓盤正在動工修建，底商大多處於空缺狀態，商業氣息還很薄弱。

　　迅猛的轉變始於2013年。為了嚴控PM2.5，北京出台「空氣十條」，即《北京市2013-2017年清潔空氣行動計劃》，要求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產業退出。同年，北京調整退出工業污染企業288家，集中在建材、化工、鑄造、電鍍等行業。

　　往更早追溯，北京持續多年的經濟高增速在2011年出現下滑，調整產業結構也成了必然趨勢。2014年，北京開始以更大的決心和氣力疏解非首都功能。當年，北京便關停退出鑄鍛、建材、化工、包裝及印刷等12個行業共392家污染企業。

　　卡本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正是在這波騰退浪潮中離開北京的。

　　這家公司2009年成立於北京，主要從事結構加固、路橋養護、建築及橋樑工業化等領域的新型材料產品研發、生產、銷售及配套技術服務。起初，企業規模小、缺少技術，承諾所在北京某工業園區的安全許可等資質一直辦不下來，於是考慮更換其他園區進行生產。

　　董事長丁忠文向《財經》記者回憶，在考察過程中，很多人建議，除非是真正的高科技企業或是一些特殊行業，最好不要留在北京。否則，將來也可能因為各種原因無法在北京很好地發展。於是在2013年，卡本公司搬到了天津武清區。

　　天津和河北是承接北京產業疏散的兩大主要區域。僅2021年上半年，天津濱海新區就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項目585個，其中不乏來自國企央企的項目。

　　2014年起，天津以濱海新區等「1+16」承載平台，對接引進來自北京的企業與項目。2018年，天津推出「海河英才」行動計劃，大幅降低人才落戶天津的門檻，累計引進各類人才40萬人。2019年，天津出台新政針對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項目，為非天津戶籍的職工提供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政策優惠。

　　在天津，卡本迅速轉變為一家擁有技術、品牌的高新技術企業。正好伴隨中國城市化進程，大量存量建築物和公共設施的使用年限已達到30年至40年，生命周期和各項功能到了衰退期，改造、維修、加固等需求應運而生，因此身處傳統行業，卡本也能擁有一片相對朝陽的前景，並逐步成長為天津市的「專精特新」中小企業。

　　但是，新問題很快出現了。企業需要不斷開拓市場、增加產品線。「產品有生命周期，比如產品老化了，已經沒有競爭力了，就要升級、延伸。這個時候，如果政策不批新項目的話，就沒法生產。」丁忠文介紹，由於新的產品線和業務線不符合武清區相關環保規劃，卡本又於2018年搬到了政策相對寬鬆的天津西青區。

　　卡本公司環保費用每年約兩三百萬元。公司規定，但凡有人就必須開環保設備，但凡有設備在啟動，就必須開環保設備。除了政策要求，還有卡本的本碩員工占比已經達到90%的緣故。「不能讓我們的員工感覺這個企業沒有責任感，企業明知有規定還故意去違反，這是起碼的一個認知或者文化的問題。」丁忠文說。

　　即便如此，在招聘人才的時候，卡本公司仍然面臨一些突發狀況。這家研髮型企業青睞天津高校的碩士和博士，但中小企業欠缺很強的平台和薪酬競爭力，天津的吸引力也不如某些城市。「我們校招跟一些研究生簽訂了三方協議，他們得到了上海、深圳、北京、成都或者武漢的offer後，跟我們毀約概率很高。」

　　除了人才要素，京津冀的供應鏈和產業鏈相對也不那麼完備。卡本公司基本實現了自動化生產，一名普通技工年產值可達上千萬元，生產效率很高。但他們如今使用的原材料大多來自於江浙滬等南方地區，得先運到天津研發生產成商品，再賣到江浙滬、廣東、福建等更南的地區，一來一去，也暴露出效率和成本的劣勢。

　　「我們其實非常希望本地化採購，可以帶動地方的產業。雖然帶動力不大，但是有一點算一點。」丁忠文說，另一面，企業內部的質量體系決定產品需要保證品質、對客戶負責，而本地的配套產業不健全、標準不夠高，質量風險可能影響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在成本、技術上也缺少相對優勢。因此，本地化採購其實很難。

　　這並非卡本公司一家面臨的難題。同一類產業集中能夠產生集聚效應、降低成本，得到相應的專業人才。如果產業集聚程度很高、產業鏈條發展很完善，企業獲得的機會就越多。但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少國向《財經》記者指出，京津冀城市群的區域產業集群、企業集群的集聚規模和質量提升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曾經，京津冀的工業配套完善得驚人。1980年，全國統一划分的164個工業門類中，北京有149個。天津、唐山也是製造業重鎮，京津唐工業基地構成了北方最大的綜合性工業基地。但從2014年起，《北京市新增產業的禁止和限制目錄》開始實施，禁限行業占國民經濟行業分類的比重達到55%。

　　「這些年，北京傳統的製造業逐步退出，特別是許多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形成的製造業都退出了。」北京市社科院原副院長趙弘向《財經》記者介紹，現在，這一地區存在技術工種不全、配套成本相對較高、效率相對較低等問題。而新型產業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率先發展起來，已經培育起了一個強有力的產業集群。

　　北京市副市長楊晉柏曾在國新辦舉行的北京、湖南、安徽自貿區總體方案及浙江自貿試驗區擴展區域方案發布會上表示，北京將助力推動京津冀形成統一開放市場。加強京津冀自由貿易試驗區技術市場融通合作，對有效期內整體遷移的高新技術企業保留其高新技術企業資格。

　　天津濱海-中關村科技園2016年揭牌，由京津兩地攜手打造，園區新增註冊企業超過1200家，其中來自北京的超過280家。前不久，葉堂林去參觀了一家無人機企業。這家公司將研發設計放在京津冀，製造落在長三角。無人機外殼使用碳纖維材料，形狀不規則，需要一次成型，在京津冀找不到能實現這一要求的廠商。

　　葉堂林說，珠三角有惠州、東莞、佛山這樣的製造業城市，只需一張圖紙，半個月就能生產出樣品。長三角的蘇州、崑山製造業也非常強，但京津冀沒有如此強的配套製造業優勢。現在，市場上產品更新迭代非常快，從推新到被淘汰可能就一兩年的時間，京津冀地區的製造業不具備將設計快速產品化的優勢。

　　實際上，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主要是將一般製造業，特別是高耗能、高耗水產業疏解出去。此外，還有區域批發市場和專業物流中心、醫療教育與公共服務。《京津冀發展報告（2021）》指出，從2015年-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產業鏈演化的實際情況看，早期「支鏈」中缺乏的樞紐型節點行業尚未得到有效補齊。

　　而上述《報告》指出，目前，京津冀產業結構錯位。北京已進入後工業化時代，現代服務經濟和知識經濟成為主導力量。天津處於從工業化後期向後工業化演進階段，基本實現了技術集約化和產業高端化。河北仍處於工業化爬坡中期，造成京津冀三地總體產業梯次結構不明顯，上下游關聯程度不高，三地產業對接困難。

　　協調區域的產業發展並非易事。北京的城市總體規劃，明確將通州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區作為北京新的兩翼。近年來，北京市級機關35個部門共1.2萬人搬入通州辦公。2017年雄安新區成立後，京雄城際鐵路雄安站開通，中央在京部分行政事業單位、總部企業、金融機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不斷入駐。

　　然而，新城的建設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目前為止，多中心的策略還未顯現出特別突出的成效，學界圍繞北京的疏解策略也存在較多爭議。

　　陸軍說，北京現在試圖建設多中心的城市，主城區有金融街、CBD等商務中心，現在又建成了通州副中心和雄安新區，但這些增長中心之間的有機聯繫還有待進一步培育，中心和外圍間的經濟聯繫和功能銜接仍需加快推進。反觀長三角區域一體化已經通過市場型的合作，實現了產業互補、錯位分工和更緊密的互補聯繫。

　　華東師範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教授孫斌棟向《財經》記者指出，北京疏解大的方向是對的，但次中心不能離北京市太遠。多中心的成功有一定條件，即多個中心都要實現職住功能均衡，如果在一個中心上班，在另一個中心居住，反倒適得其反，比單中心還要糟糕。「世界上多中心成功的案例可以說寥寥無幾，因為對政策的要求特別高。政府要做的就是模擬市場，無限脫離市場是不可能的。」

　　即便構建起多中心，製造業的區域分布也要遵循更為複雜的市場規律，涉及人才、原材料、銷售市場等方面的綜合影響。北京城市總體規劃要求，依託京津、京保石、京唐秦等主要通道，推動製造業要素沿軸向集聚，協同建設汽車、新能源裝備、智能終端、大數據、生物醫藥等優勢產業鏈。但現在，京津冀地區一些關鍵的生產要素正在加速流失，實現規劃的複雜程度可能要比制定規劃高。

　　《2020中國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報告》顯示，2016年-2019年京津冀人才淨流入占比分別為-0.4%、-1.9%、-2.9%、-4.0%。排除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嚴控人口的影響，津冀人才流動也從2017年的流入狀態轉變為了2018年的流出狀態。

　　《京津冀發展報告（2021）》提醒，京津冀在產業鏈對接過程中面臨「誰主導誰牽頭」的問題。每個地區都想做產業鏈高端部門，發展基礎薄弱的地區激進式地發展高端產業，不願為優勢部門做服務配套。京津冀三地都想在產業鏈中擁有話語權，而如果一方作為主導部門，另外兩地在後期也會表現出一些消極行為。

　　中國信通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顯示，京津冀地區GDP在全國經濟中的占比不斷下降。2018年京津冀GDP占全國9.5%，到2020年變為8.5%。去年，天津市的GDP總量跌出全國前十，河北則從2014年的第七位排名跌至第十三位。南北經濟差距進一步拉大。

　　南方城市招商兇猛，營商環境差異加速企業外流

　　更何況，南方天然攜帶着市場經濟的基因，近年來招商勢頭還十分強勁。

　　從更長的歷史脈絡看，從魏晉南北朝起，中國的經濟中心便逐漸南移，至南宋時期，徹底轉移到富庶的江南地區。這種南強北弱的趨勢一直持續到清末，背後既有氣候環境人口的因素，也有南方商品經濟更為發達的緣故。儘管新中國成立後計劃經濟將大量重工業項目落地北方，但改革開放後，南方經濟再次顯露出優勢與生命力。

　　不僅製造業，北京社科院傳媒與輿情研究所所長、研究員郭萬超向《財經》記者介紹，近年來，北京部分文化行業優質資源也存在外流現象。創意人才需要的自由創作氛圍和相應人群的集聚空間等，在北京的優勢不明顯。原有頭部企業選擇成都、杭州等城市作為企業總部。創意內容開發等環節均在京外布局，企業稅收貢獻也有所轉移。

　　中國城市百人論壇秘書長（聯合）、清華大學教授毛其智對《財經》記者分析，北京的國企比重更大，而長三角的民營企業比重大。一般而言，民營企業的自主程度更高，企業的活力和發展動力更強。一些沒有背景和人脈關係、跟政府體系沒有太多聯繫的民企，可能就會用腳投票，離開北京，去南方尋求更好的市場機會。

　　多位專家指出，現在北京市政府的服務意識和南方政府相比，還有待提升。葉堂林說，北方企業、社會大眾、政府官員的競爭意識不強，不具備「愛拼才會贏」精神。郭萬超說，北京更加強調按規章辦事，有時不利於企業創新發展。如果外地出台了比較優惠的政策，可能一部分企業就會選擇將主要業務外遷。

　　「民營企業考慮的是綜合收益率，北京可能有三個條件更好，但是長三角可能有五六個條件更好，所以一些企業經過綜合分析，做出了南遷的決定。」毛其智說。

　　博清科技是國際領先的爬行焊接機器人高科技企業，創業於北京，發展壯大在安徽合肥與江蘇泰州。首席執行官馮消冰是清華大學的博士，帶着老師、中科院院士潘際鑾的期望，2017年1月成立公司，開始進行無軌導爬行焊接機器人產業化工作。

　　馮消冰向《財經》記者回憶，企業剛成立時落地亦莊。北京的人力成本和租金太貴，初創企業有限的資金沒法都投入到產品和市場上。彼時，清華大學的孵化器在合肥為他們提供了一層樓的免費場地、一些廠房，三年免租金，還給予了一些啟動資金。2017年夏秋之交，博清科技在合肥設立了子公司。

　　中國科技大學和合肥工業大學等高校也在合肥，博清科技招聘了一批新鮮血液輸送到公司，使創業初期成本大大降低。馮消冰說，企業在合肥發展了四年，越做越大，現在有了獨立的辦公樓、獨立的工業中心，營業收入突破了1億元，每年收入都是翻好幾倍的增長，每季度都擴招幾十人。

　　「我們團隊在合肥有將近50號外地人，北京的有一批，天津、大連、湖北、江蘇、廣西、廣東全國各地從南到北都有，很多都是拖家帶口的。」馮消冰介紹，啟動階段公司在園區的公寓租房，員工住了兩層樓，現在大家已經搬到公司附近的小區中。年紀小的員工來合肥闖一闖，年紀偏大的也是看中了這次創業的好機會。

　　2018年初，博清科技在江蘇泰州落地了生產基地。泰州當地許多日企、台企近年因為不景氣裁員或降薪，一批擁有製造經驗的人才流入了博清科技。「泰州現在人員的性價比、團隊素質很高，一個小公司很多東西都實現了流程化的管理，研發通過系統下單子、視頻會議等，效率還是比較高的。」馮消冰說。

　　南方的營商環境究竟好在哪？馮消冰說，政府會根據項目發展階段給予土地、廠房等配套。政府性的引導基金、市場化基金等創業資金扶持也較普遍。前段時間，德爾塔病毒導致新一輪新冠肺炎疫情的傳播，全國20多個城市的人員很難進入管控嚴格的北京，但南方只要是低風險地區，客戶交流、業務往來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市場端的靈活性也顯而易見。丁忠文舉例，在市場推廣階段，卡本公司研發出來的一些新產品和技術，在北京、天津等偏北方的一些省份推廣難度更大，這些地區呈現出一定的偏保守特點，很多時候需要案例才能推廣，或是要求制定標準。但現實的悖論是，全新的產品沒有應用場景和應用成果，很難編制標準。

　　「到了浙江、福建、廣東要好一些，因為當地有一些大師會有自己的判斷，如果他認為這個技術有很好的應用場景，會先做一個類似專家會診的方案，或者說一個小型的團體標準，相當於幫我們把技術往前走了一大步。我們大量的產品和技術最早的案例完成和市場打開，都是從江蘇、浙江到廣東沿海這幾個省份。」

　　2019年，南京某高校的老師還曾主動歡迎丁忠文的企業到南京發展，向他介紹學校的實驗室資源、人才資源，提出聯合進行應用技術開發的邀請。這也讓丁文忠感到南方學校的老師和環境可能相對積極和開放一點。「他當時還專門講，如果你們到南京的話，也算是我為南京這個地方的一點點作用。這位老師比我年紀大一些，我覺得他其實還有對地方的一種情懷或者使命，我覺得還是非常好的。」

　　馮消冰印象也很深刻，南京街道辦的主任領着一些年輕的公務員來北京找過他，問企業有沒有意向去南京落地。有幾位公務員剛工作沒幾年，他們的工作也並不是為了自己，但即便企業已經表態不可能去南京，他們還釋放出那麼熱情的態度。想把企業拉過去，「精神挺讓人感動的。小孩就有這個態度、意識，就不得了」。

　　近年來，南京、蘇州、合肥等城市紛紛強化了招商引資工作，以優惠政策吸引人才與項目。2019年被確定為南京首個「招商突破年」，市、區投資促進局相繼掛牌，最後實現簽約項目投資總額9200億元的目標。當年，南京GDP破1.4萬億元，經濟增速8%，居中國東部地區GDP過萬億城市和江蘇省首位。

　　「招商引資是經濟工作的生命線，是城市發展的活力源。大力度地來抓招商引資，保持大招商、大突破勢頭，為南京發展注入持久動力。」2020年3月，南京江北新區的官方公號寫道。葉堂林介紹，大約在去年3月疫情期間，北京近200多家高新技術企業集體遷去了南京。據官方數據，2020年，南京簽約項目投資總額達到15989.4億元。南北經濟環境對待企業的態度與風格差異可見一斑。

　　不過，即便南方活絡的招商行為吸引了企業注意，這也並非是企業遷移的根本原因。孫斌棟說，每家企業都想實現收益最大化，一些產業集群和配套在南方，企業可能更想靠近產業中心，也可能是由於南方的市場環境、人才等條件更有吸引力。企業遷移是市場經濟的一部分，也是企業的商業機密，政府和學者很難預測。

　　更多時候，企業的區域布局還是遵循着一種理性的經濟決策，比如尤其在乎市場。

　　北京五一視界數字孿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1WORLD）2015年成立於北京，是一家主打數字孿生技術的公司。市場品牌與開發者社區負責人蒲鴿向《財經》記者介紹，簡單來說，公司的任務就是建造一個跟真實世界一比一等同的虛擬世界，在三維世界中對真實情況進行模擬仿真，從而提升效率、減少不安全事件的發生。

　　51WORLD的技術已在海淀城市大腦、華為深圳坂田總部等案例上實現了應用。作為一家高新技術企業，它的擴張速度很快。蒲鴿介紹，企業順應中國關於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和成渝經濟圈的布局，在四地建立了總部。北京是通常意義上的總部；上海研發比較多，被稱為「研發總部」；成都則是西南區域的總部。

　　蒲鴿說，企業今年加大了對華南區域的投入力度，新的招聘計劃結束後可能會形成接近50人的團隊。此前，企業租用深圳的共享空間，今年直接在深圳前海世貿大廈租下半層樓，臨山靠海，辦公面積是原來的五六倍。深圳團隊將配上研發、售前等人才，以後可為客戶提供本地化服務，不用再由北京或上海的人員頻繁飛過去了。

　　「深圳是國家改革先行示範區和創新高地，數字化轉型和數字經濟全國領先，這裡的市場機會值得大力挖掘。」蒲鴿說，深圳下一輪的增長肯定是產業級智慧升級，正好需要進一步用數字化手段幫助當地各種企業提升競爭力，51WORLD公司加大力氣布局深圳及華南區域主要是希望能占據更多的市場份額，開拓更大的市場空間。

　　在深圳，大家談業務不喜歡寒暄客氣、不喜歡虛頭巴腦、不喜歡說話繞，而是極其追求效率，乾淨利落、直截了當，對於賺錢的事情非常有熱情、非常務實——和北方有些不一樣。蒲鴿的同事有的住珠海、有的住東莞，來深圳上班，到各區去談業務，交通很方便。

　　博清科技的客戶主要在廣東，馮消冰也在考察調研珠三角地區，希望在廣東成立一家子公司。他說，「深圳和周邊城市都還挺好的，它的配套還有科技。但現在深圳可能更歡迎產值規模幾十億元以上的公司，我們體量可能還不是太大。但是佛山、東莞這些新的城市，可能是我們重點考慮的立足點。」

　　無論如何，不管是博清科技、51WORLD，還是卡本公司，都沒有放棄北京。蒲鴿說，上海公司之所以研發人才多，是因為底層技術基於圖形學，上海是相應專業的人才富礦。現在公司處於高速發展期，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北京還會新增一個辦公室，直接開到北京大學門口去挖高精尖人才。目前，北京辦公室已經快200人了，技術也基本占了一半。

　　擴大北京的規模也是馮消冰一直想做的事情。在他看來，北京是聚集人才的絕佳地方，高端研發、人工智能算法人才在北京扎堆，合肥、廣東很難招到。以前公司小，稍微有點經驗的算法人才就年薪百萬，雇十個人一年就1000萬元，開支壓力很大。現在企業可以自己造血，北京的人員與職能便可有條不紊地完善起來。

　　「我現在一直在想定位，可能會把國際市場營銷、高端研發算法放到北京。北京有各種協會，也會把公共事務的職能越來越明確化，把優勢發揮出來。」馮消冰說。

　　首都地位難以取代，京津冀產業發展如何破題？

　　另一面，對於企業南遷，不必過於焦慮，北京的地位依然是無可取代的。

　　趙弘說，北京的科教資源非常密集，擔負着全國科技創新源頭地位和企業的孵化培育職能。北京的創新成果非常豐富，自身不可能全部容納所有成果的轉化。這些年，北京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的科技成果都要外溢到全國各地。

　　「全國幾乎找不到哪一個開發區沒有北京科技成果直接轉移、間接轉移或者有直接關聯、投資關係的企業。北京企業的外移、成果外遷的輻射轉化，這麼多年一直很多，不是現在突然就變多了。」趙弘強調說，北京每年的技術外溢量很大，數量很多，這裡的高校、科研院所非常豐富、獨一無二。

　　企業外遷也是城市將產業騰籠換鳥的過程，這些年，北京的產業結構愈發明晰。

　　北京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0年北京市GDP達到36102.6億元，其中新經濟實現增加值13654億元，占GDP比重37.8%。今年上半年，北京GDP達到19228億元，同比增長13.4%，高於全國0.7個百分點。這其中，全市新經濟實現增加值7870.8億元，占北京GDP的比重達到40.9%，同比提高2.4個百分點。具體來看，近年來，北京市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技術產業增加值的增幅非常可觀。

　　王少國介紹，北京三次產業結構占比由2010年的0.88∶24.01∶75.11，變化為2021年上半年的0.21∶17.13∶82.66。第二產業中，高端產業的經濟引領作用日益凸顯，2021年上半年，高技術製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兩年平均分別增長54.4%和42.8%，均大幅高於規模以上工業增速。

　　近年來，現代服務業對北京經濟增長的貢獻也進一步擴大，金融、科技、信息等服務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一半以上。

　　2021年上半年，北京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同比增長17.2%，兩年平均增長12.7%；金融業同比增長5.0%，兩年平均增長5.3%；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同比增長5.5%，兩年平均增長了0.5%。

　　以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為例，北京致遠互聯軟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2002年，是一家提供協同管理軟件研發服務的高新技術企業，總部設在北京。其品牌工作人員向《財經》記者介紹，創始人從四川來到北京中關村，創業之初就在北京、成都設置兩大研發中心，現在管理職能也多集中在北京。

　　「公司整體的區域布局和我們所處的行業以及協同軟件的產品形態高度相關。協同軟件覆蓋全行業、全領域、全區域，和看重營商環境或有區域限制的企業有所區別，因為我們的使命也是讓協同走進每一個組織。出於強化客戶經營布局的考慮，我們形成了總部-省區-區域的三層架構，並推動城市專營全新合作模式，商業夥伴更是遍及四五線城市。」上述工作人員說。

　　2019年，北京日均設立高新技術企業數量達250家。到2021年初，北京擁有2.9萬家國家高新技術企業、獨角獸企業93家，數量居世界城市首位。「這些年走了600多家，每年就100多家，畢竟還是一個少數，還不足以過度解讀，這是一個自然的經濟現象。」趙弘說，企業生生死死、走走停停也是正常的過程。

　　現在，不僅有北京企業外遷或在外地設立分子公司的情況，從外地來北京發展的企業也不在少數。

　　北京市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北京新設立科技型企業7.6萬家，較上年增加近1萬家，占全部新設企業的40.7%，同比提高5.2個百分點。北京市發改委7月發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上半年，北京新設企業11.6萬戶，同比增長63.4%，兩年平均增長12.5%，其中占比超四成的科技型企業同比增長62.6%、兩年平均增長16.8%。

　　趙弘注意到，有的企業可能會在短期內因為某一區域的吸引力比北京強，過去後因為地方承諾不兌現等種種原因又感覺後悔，從而回流北京。

　　實際上，林曉在普華永道接觸到的北京高新技術企業外遷的案例並不多。「北京高新其實不好移動的一個原因就是人員。人員移動各方面的成本都會比較高一點。到那個地方再去聘人嗎？意味着就要把以前的人全都解僱。本來這些人對業務已經挺熟悉了，把他們解僱再培訓一些新人的成本將會非常高。」林曉說。

　　趙弘發現，人才回流的現象也不少，「像在中關村，這幾年研究當中例子很多，有的人覺得北京成本高了，我們要到外地去了，要回老家去了，但是回去以後就感覺到學術、知識、與國際接軌的一些信息嚴重滯後，知識慢慢老化、技能下降，又回到北京來。這種現象也不是個例，也很多」。

　　北京管理過嚴、程序過多，從另一角度則可解讀為相對公平。在趙弘看來，這個城市總體而言還是公正的，不是熟人社會，在外地辦事先找熟人，但在北京不用，只要合規就給辦，不合規找人可能有時候也不好辦，反而有助於營造公平的營商環境。「至於河北和天津，確實需要更多地轉變觀念，提高服務的水平和質量。」

　　但無論如何，企業或部門的外遷一定會影響到北京的稅源稅收。

　　林曉舉例說，北京企業到海南設立一家分公司，彼此互為關聯企業，通常會簽訂一份關聯合同。海南公司作出決策，北京公司執行，相當於北京公司為海南公司提供產品。

　　北京公司獲得人員等成本，再算上成本加成率的費用。這樣一來，北京公司在北京的納稅額實際減少了，而高附加值的部分會留在海南那邊。

　　而且從長期來看，北京要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也離不開製造業的支持。趙弘分析，製造和創新有時候緊密關聯。北京的創新資源，如果沒有一些實體產業相配合、做支撐的話，創新就會向虛，向着更多的商業模式、互聯網等非實體經濟轉變，對發揮創新資源的效能也是不利的事情。

　　北京政府顯然也意識到了這一危機。多位工商稅務服務機構的從業者告訴《財經》記者，從去年底起，北京多區收緊了對高新技術企業外遷的審批，財稅、工商、發改委等部門嚴格監管外遷申請手續，尤其是納稅額達到一定額度的企業。這一舉措的另一原因，也是為了防止北京企業、甚至殼公司去套地方補貼。

　　「申請提交上去，反正審批讓我們等消息，但是往往一等就沒有了，就說這個批不下來，不讓往外遷。」一位工商服務人士告訴《財經》記者，現在海淀、朝陽區的高新企業外遷尤其困難，特別是在關注名單上的。實在需要外遷會選擇先把公司遷到密雲、豐臺等偏遠的區，再往外遷，或者在外地重新註冊一家公司。

　　不過，行政干預的手段能持續多久？究竟該以何種態度對待北京企業外遷？

　　在趙弘看來，要尊重總部經濟這個重要的規律。區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資源條件會發生一些深刻變化，大都市往往人才、信息、創新優勢很明顯，但生產成本劣勢會顯現出來。通過總部經濟模式，總部功能和生產製造功能在空間上分離，實現自身資源的優化配置，同時也能為多個區域帶來收益，否則也不能持久。

　　零牌顧問董事長祖林向《財經》記者介紹，用「雙總部」的概念能較好地解決這一問題。單純的總部搬遷並非根本性的辦法，建議企業在創業地設立第一總部，根據需求設立第二總部。公司如果業務涉及全國甚至全球，又與政策方向、國家資源密切相關，就可能到北京建第二總部。南方企業到北京建第二總部也比較好。

　　「雙總部並不是說北京一個總部、上海一個總部，而是哪些總部職能放在上海、哪些放在北京，統合起來還是一個大腦。總部職能包括品牌、人才戰略、組織戰略、研究院、審計、媒體公關。如果總部職能涉及國家資源的，或者研究院就放在北京。好比左腦放在北京，右腦放在上海，就這種區別。」祖林說。

　　趙弘指出，一些企業或一些人才選擇到外地，並沒有放棄和北京的關聯。一些企業可能選擇總部經濟模式，雖然在外地註冊了實體，但是通過分解北京企業的功能進行了優化和分工，創新、獲取信息、渠道銷售、資本運營、品牌推廣等職能並沒有脫離北京，一些生產加工功能可能更多轉移到外地，這也符合經濟規律。

　　祖林說，大體量的跨國公司幾乎都選擇了全球多總部模式，非常成熟。外資企業可能會有亞太區總部、北美總部、歐洲總部。全球總部一個決策，多個區域總部進行聯動，可以提升全球的反應速度，也便於統籌當地資源、適應當地市場。

　　「每一座城市有自己的能量、自己的價值，尤其是首都的功能，是任何城市都替代不了的，它既有國內資源的部分，也涉及到海外資源窗口的部分。」祖林說。

　　按照「雙總部」甚至多總部的模式，既可以保證北京企業在外地設立分支機構後與北京的聯動，也有利於吸引外地企業前來北京發展，提升增量。這些年，北京的總部企業數量一直圍繞4000家上下波動。

　　據北京總部企業協會的數據：2015年3937家、2016年4007家、2017年4064家、2018年3961家。從企業性質上看，央企總部數量高於民企總部、外資總部。因此歸根結底，要避免高新技術企業大規模地流失，終究還得強化北京這座城市自身的吸引力。

　　今年7月，北京市政府召開營商環境調度會，北京市委副書記、市長陳吉寧在會上指出，還要着力培育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持續推動營商環境改革迭代升級，努力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以有效監管更好服務簡政放權。提升政務服務標準化、規範化、便利化水平，堅決清除市場准入隱性壁壘。

　　北京「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也已經提出，要保持製造業競爭優勢。按照「穩住二產、發展高端、加強融合」的思路，築牢以實體經濟為根基的高精尖經濟結構。一個確切的目標是，到2025年，高精尖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達到30%，製造業增加值比重回升至13%左右，力爭達到15%左右。

　　亦莊、順義、昌平、大興、房山新城將是北京發展製造業的關鍵區域。

　　具體而言，亦莊聚焦新一代信息技術、汽車、機器人和智能製造、生物醫藥；順義聚焦發展新能源智能汽車、第三代半導體、航空航天；昌平聚焦發展先進能源、醫藥健康、先進智造；大興立足生物醫藥基地和國家新媒體產業基地，做大做強新一代信息技術、智能裝備產業；房山加強高端製造業、新材料產業基地建設。

　　綱要還提出，增強「三軸」節點城市產業配套。依託產業發展軸，加強保定、唐山、張家口、承德、滄州等區域節點城市要素集聚，並對京津走廊、沿京保石走廊、沿京唐秦走廊等區域作出了具體的產業部署。

　　葉堂林認為，「十四五」期間，京津冀產業高質量協同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目標。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已經形成規模化的產業集群，加工成本很低，京津冀地區迎頭趕上的壓力也很大。如何形成產業鏈條，把北京的科技成果在河北落地轉化，河北的傳統產業又怎樣藉助北京的高新技術向高收益轉型升級，仍需要研究。

　　在金融賦能科技創新方面，北京儘管沒有提「金融中心」的定位，但金融業勢能愈發強勁。

　　9月2日，北京證券交易所宣布成立，新三板精選層掛牌公司將全部轉為北交所上市公司。北交所將整體平移新三板精選層各項制度，完善上市融資、定價、信息披露等制度，同時試點註冊制。在不少專家看來，未來，北交所將聚焦「專精特新」，成為服務創新型中小企業的主陣地。另一方面，也會為中小企業的融資發展提供更為便利的條件。

　　這也會成為北京吸引科技型企業的一大優勢。「新三板會為北交所提供足量的上市資源，尤其是偏中小型的高科技企業。這在很大程度上會推動大眾創業，帶動中小企業的發展。」武漢科技大學教授董登新向《財經》記者表示。

　　另外，《京津冀發展報告（2021）》指出，現在關鍵問題是，京津冀大部分城市產業鏈與創新鏈發展偏離度較高，北京的技術創新成果尚未有效流向周邊區域。

　　2020年，北京市共認定登記技術合同84451項，成交額達6316.2億元，其中輸出外省市技術合同成交額為3718.5億元，輸出津冀技術合同成交額為347.0億元，僅占北京市技術合同成交額的5.5%。上述《報告》指出，近年中關村科技成果除北京本地轉化外，五成多落地長三角、珠三角，僅有不足一成落地津冀地區。

　　對此，郭萬超建議，地方政府還需要進一步細化落實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激勵機制，同時探索「空間拓展+政策推廣」的模式，將北京中關村享受到的政策逐步擴散到京津冀地區，構造京津冀協同創新共同體。

　　同時，他建議，北京可與韓國、日本的創新區域共享發展資源與機遇，與硅谷、西雅圖、洛杉磯等美國創新生態圈形成更加密切有效的聯繫，促進人才、資本、技術和信息等創新資源的交流。例如「研究團隊+專家」的引智模式，成立聯合項目團隊、聯合研究中心；建立「雙向孵化+風險投資」的國際技術成果孵化模式。

　　在王少國看來，還要加快構建高端人才匯聚的國際高地。

　　一是更好地發揮首都的高校匯聚優勢，大力發展研究生教育，培養更多高端科研人才和應用型專業人才。

　　二是由引資向引才轉變，為高端人才在京就業創業營造更加良好的工作生活環境，幫助他們解決戶籍、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困難，吸引更多高質量留學歸國人員、外省市人才來京就業創業，吸引外籍人才來京開展合作研究和投資創業。

　　更重要的是，郭萬超提到，京津冀地區還需要建立一種鼓勵創新和寬容失敗的文化環境。鼓勵更多具有平台功能特性的社會企業和社會組織參與創新。「創新精神中，最寶貴的是企業家精神，要給予企業家更大的尊重和認可。」郭萬超說。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林曉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