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拯救瀕危的世界吶喊——有毒的話語

這是一個真實的並將面臨滅亡的世界，我們最好要思考這個世界。

——瑪麗蓮·羅賓遜《祖國》

因世界充滿有毒物質所引起的恐懼正日益加劇，這個問題正處於熱烈討論之中，並反覆重申着。政治、科學、歷史、社會學、經濟學以及倫理學是主要因素。然而，毒性這個詞很少在演講中提及：作為一系列相互關聯的話題，動力部分來源於後工業文明時期產生的恐慌，部分來源於根深蒂固的思想和表達習慣。「有毒的話語」可以被定義為由於環境被污染引起的恐懼，而這種危險是由於人類不斷使用化學物質導致的。現在，這是絕無僅有的，但是，直到20世紀晚期，這種現象才很明顯，普遍，並且證據充足。

環境污染的話題沒有從化學、醫藥學、社會和法律層面來處理的原因至少有兩個：一是由於實用主義是促成公共討論話題的重要因素。第二個相對忽視的原因是這種集體因素，正因為這個，環境問題受到了潛在因素的限制。在文學和修辭研究領域，環境問題的涉及源於生態批判運動，尤其致力於自然界的再恢復能力，儘管最近它涉及一系列的文本和職位，認為環境問題是地緣政治學、資本主義、科技或者其它因素的產物。

　一、有毒的標準

雖然對於有毒的關注可以追溯到古代晚期，但它在近些年來有所加劇和擴展。拉夫運河事件、三哩島事件、博帕爾事件、切爾諾貝利事件、埃克森·瓦爾迪茲號事件：這種現代咒語，既指實際事件，又指後工業時代想象歷史中的事件，這些事件確保被廣島和長崎激活的生態啟示論會比冷戰更長久。甚至世界上享有特權的地區也暴露出了社會理論家烏爾里希·貝克所謂的「風險社會」的症候——一個日益增長的全球的「貧困」狀態，其特點是由於無能為力而使「焦慮產生團結」，甚至在科學的幫助下，計算人們被暴露在日常生活的生態危害中可能產生的後果。同時，這樣的焦慮也在那些沒有特權的人群中增加了，很少從事綠色實踐主義。在美國，自從20世紀70年代末拉夫運河事件辯論喚醒的大規模運動全面啟動以來，抗毒運動改變了生態倡導的面貌，從相對較少的本地組織擴大到包括數千社會群體的國家網絡。

然而，由主流生態環保組織所倡導生態保護主義者的會議議程受到了財政支持，並且他們的組織由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白人(以男性為特色)配備了工作人員，今天越來越被人們稱道的生態正義運動(在生態正義運動中，反對有毒傾倒的活動已經成為催化劑，成為中心)越來越多地被非精英人士領導，往往不是女人，包括一個強大的少數民族的存在——這是可以理解的。這些非傳統的活動分子也不想與主流環保主義者保持緊密一致，而是喜歡不把他們貶低為鳥類的親吻者和樹木的擁抱者。在他們以前的生活中，記錄了早期領導人的一個解釋，這些人中的每一個人都壓倒性地領導了充滿了私人的、迫在眉睫的擔憂的私人生活。他們沒有因為那些「政治」瑣事而煩擾自己……他們沒有人渴望被捲入其中。最多有人聽到他們說不願做那件事，出於一種責任感，因為有人不得不這樣做。然後，他們每個人都因自己的經歷而感到幻滅和憤怒，都走向社會、企業和政府的激烈批評。

20世紀90年代是一個容易被記住的時期，生態正義的激進主義與傳統環保主義搭建了橋樑。在華盛頓召開的第一屆全國顏色生態領袖峰會發出的1991年宣言的十七項觀點中的最初兩點是：(1)生態正義申明了地球母親、生態團結和所有物種相互依存的神聖，以及免受生態破壞的權利;(2)生態正義要求公共政策建立在各國人民相互尊重和公正的基礎上，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視或偏見。這些聲明似乎在為這樣一些事情的折中混合而努力：古代美國民主的民間宗教、60年代公民權利的保障、美洲土著人的精神性和環境保護主義者的倫理。但是，關於當代生態平民主義看起來最獨特的是一些非精英分子的強調社區的激進主義，以及強調環保主義作為社會正義的工具的「人類中心主義」，反對「生態中心主義」強調關愛自然本身。

即使生態正義理論證明得到了大部分議員的認可，生態中毒的擔憂，就像核恐懼一樣，它可能至少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好機會，尤其是考慮到未來高度曝光的對公共衛生有潛在嚴重後果的突發事件的確定性。在美國，通過媒介折射出的有毒的話語的圖示象徵力量，對加快推進固定法律法規的「剪刀效應」是至關重要的，而這些法律法規是關於傾銷和本地阻止新的廢物站點在工業區「自動」移動，以減少廢物的產生。當然，那些自動的移動之一是將工業移動到海上——美國-墨西哥邊境的加工出口工廠、在拉丁美洲和東南亞的血汗工廠、去非洲的垃圾艦隊——加劇了全球生態不平等，似乎把世界推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亨利·列斐伏爾所預言的現代化的最後時期：整個地球被「資本主義的『三位一體』」(土地——資本——勞動力)變成了一個主權分散的、分層次的空間。但是，轉移證實了有毒的話語自身的效力(這是列斐伏爾對逃亡現代性進行辛辣分析所期望的)，一種被其奢侈浪費所證實的效力，這已經嘗試了它自己的超出「事實」的一種生活。有毒的話語總是無節制的，也總是被令人不安的事件強化了的。因此，它對國家領導人和公民的談話，如果不是日常行為的話，具有滲透作用：例如，克林頓總統1996年8月接受提名演講，宣布了一個不言而喻的可恥的真相：美國一千萬年十二歲以下的兒童生活距離有毒廢物堆三英里的地方。最近火爆的民意調查，像1995年肯普頓、博爾斯特和哈特利對西海岸人五個不同小組的橫向調查(主張地球優先的人、塞拉俱樂部會員、乾洗店員、下崗鋸木廠工人、和隨機抽樣調查的加利福尼亞州人)，對「健康環境對一個健康的經濟是必要的」這樣的命題，表現出強烈的一致性。在這個向一個更高的程度發展着的世界中，對人的生命和福祉迫在眉睫的威脅感，為全球在環境優先上的一致性，提供了一個比傳統的環境保護主義更加令人信服的基礎。雖然有毒的話語在召喚「窮人的環保主義」反對富人時可能會加劇社會分裂，並成為南部和北部國家之間、團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爭論的一個的焦點，但它也可以成為這樣一個共同點：一個共同的詞彙、一個共同的關注。正如文學評論家菲利普·費希爾在另一個語境中所評論的那樣，雖然恐懼可以成為一種「道路，通過它互惠被折斷」，但它可以產生一個「更深刻的互惠……，通過共同的恐懼、相互的恐懼。」

在十九世紀末，在一個迷人的散文「微生物作為一個社會校平機」，賽勒斯·埃德森，一個富有社會主義同情心的內科醫生，提出了類似的想法：「疾病作為一個牢不可破的鏈把人類捆綁在一起」;牢不可破的傳染病鏈將「富有的人與貧窮的人捆綁在一起」，這傳染病是隔離也不能長久阻止的。埃德森從中吸取了人類必需相互合作和相互尊重教訓。當細菌學解釋疾病的起源還是一個新發現以及生態作為疾病的起因受到很大重視時，這在現代醫學之前是有意義的。但是，埃德森沒有足夠嚴肅重視富人的自我絕緣傾向，以及種族主義者將移民視為替罪羊，將其他社會邊緣的人們視為疾病的攜帶者，更不會重視製藥革命，這種製藥革命已經給那些可以購買到使用權的人帶來了一種新級別的安全。同樣，在二十一世紀之交，我們感知到的生態危機無疑會促使許多富裕的個人、社區和社會尋求安全的避難所，在這裡他們可以批判(或丟棄)那些受害者。但是，尋找避難所的前景問題，在這時可能更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避難所在任何地方都變得更加模糊不清。在任何情況下，如果像普遍的生態話語之類要產生的話，有毒的話語一定會成為其關鍵要素之一。但是，更具體地說，什麼是「有毒的話語」呢?

二、對有毒話語的剖析

實際上，有毒的話語是從雷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1962)開始的。第一章介紹了有毒話語的幾個界定的話題之一：覺醒的感知的休克。卡森講了一個「美國核心地帶的城鎮」的「明天的寓言」，讓人們意識到了一個無鳥、無花的春天。卡森總結說，「這個城鎮實際上並不存在」;「但在美國或世界其它地方很可能會有一千個極相似的城鎮」，它們表明「一個冷酷的幽靈已經不知不覺地向我們襲來，這種想象的悲劇可能很容易會成為一個我們都將知道的樸實的現實」。然後，她開始控告滴滴涕和化學殺蟲劑。

拉夫運河事件的媒體報道，是美國「有毒社區」後卡森時代的第一個被廣泛宣傳的案例，利用了社區毀壞的類似圖片，展示了「似乎表示『常態』的圖形。」這些圖像呼應了居民的生活敘事。洛伊斯·吉布斯，成為了社區最傑出的積極分子，她堅持認為她在1972年到達那個地方的時候，她「甚至不知道拉夫運河也在那裡。其他的「污染社區」的研究報道了相似的畫面：面對驚恐意識覺醒到，那裡沒有保護環境的措施，讓人感到很委屈和不公平。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一些可能的反映：憤怒、默許、無力、不相信、絕望。

這些文檔提出了那些不能解決的關於雞和蛋什麼生什麼的問題。拉夫運河事件的媒體報道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吉布斯的自傳呢?還是居民的證詞影響了媒體報道呢?兩者在多大程度上都被《寂靜的春天》及其餘波影響了呢?無論人們的是什麼，卡森、吉布斯和其他人的證詞都清晰地顯示了舊的思維方式。當代維多利亞時代的「公共衛生學家」暴露了像凱瑟琳·比徹的《挨餓和中毒的美國人民》明確贊同的霍桑所表明的觀點：我們舒適溫暖的資產階級家庭生活的堡壘瀰漫着有毒致命的氣體。

之後，卡森和她的民粹主義繼任者，復活了一種背叛伊甸園的長期存在的神話藝術，其中美國人的命運被學者們進行了廣泛的討論，最有力的是利奧·馬克思在他的《花園中的機器》中的討論。對馬克思來說，傳統的主流美國文化顯示着一種天真的思想矛盾，它可以減輕早期關於技術經濟發展的焦慮。面對技術經濟進步，國家政策總是在支持那些認為自然美景是取之不盡的不切實際的幻想。這種天真的想法受到了少數有獨立思想的富創造力的思想家像梭羅和梅爾維爾的批判，他們認識到了積極擁護技術和美國田園風景文化習俗中的柯里爾與艾維斯身份認同之間的固有矛盾。卓越的思想家馬克思稱為「簡單的田園」，而覺醒的知識分子的逆向視覺稱之為「複雜的田園」。因此，發現當代有毒話語複述從「簡單的田園」到「複雜的田園」猛然覺醒的敘事並不意外和突然。

將生態平民主義抗議和田園價值觀相聯繫，人們可能就會使分類模糊不清，因為田園情緒的最明顯的生態環保主義者的遺產——在梭羅·繆爾傳統中的環境保護主義——已經成為了精英生態環保組織的經營理念，與此相競爭的又是生態正義的激進主義。不僅後者有不同的人口結構，而且在核心價值觀方面也有所不同，因為它是更明確地以人類為中心的，更注重於人口密集地區而不是開放的空間，更注重於社區改善而不是身處大自然的經歷。然而這兩個派別共同堅信，生物環境應該比現在更原始和純樸，應該是一個健康的、養育靈魂的棲息地。因此有毒話語尋求精神支持就有意義了。它對田園理想重新聚焦並使其民主化：一個有清潔的空氣、乾淨的水和愉快的整潔的環境的培養空間，它應該是一個人的權利。

從綠色綠洲的幻覺中的覺醒伴隨着或沉澱着無躲避有毒滲透的避難所的世界的疊加圖像。這是小說《寂靜的春天》所傳播的第二個慣用語句。卡森堅持認為，這是世界歷史上的第一次，現在每一個人從在胎兒時期直到死亡都在遭受與化學品接觸的危害。社區、人群和最後被神秘的有毒網絡所污染的整個地球的景象反覆被生態正義激進主義分子所調用。在這些地區中，「沒有一個社區的哪一部分本身是一個孤島，當它們當中任何一部分受益或者受損害時，全體居民都受影響。」

正如田園詩的背叛的言辭一樣，有毒的傳播的言辭不是起源於卡森，也沒有局限於生態正義運動。它遍布在流行文化作品中。正如卡森的診斷那樣，這些作品的動力來自於冷戰時期的核恐懼。就在《寂靜的春天》發表前，支持卡森發起限制使用化學殺蟲劑運動的約翰·F·肯尼迪總統警告美國民眾，「這個星球上的每一位居民都必須考慮到有那麼一天，這個星球可能不再適合居住。」卡森明確地表達了對殺蟲劑產業品牌化的焦慮，稱其為「二戰的兒童」，並把殺蟲劑的後果比喻為大屠殺：武器、殺戮、大量的受害者、滅絕、屍體、大屠殺、征服。但在冷戰時期和核時代為全球有毒言辭的起源定位的理論，並不能解釋它的長期存在和複雜性。馬爾薩斯擔心全世界的資源因被過度開採而毀滅不是「新的範例」。這在自然資源保護論者的思想中已經被稱為是一個長期的傳統。

與哈徹聯盟建設的成功同樣重要的是他提出的統一公共敵意的戰略，即通過把生態改革和社會正義聯合起來反對「共同貪婪這一共同的敵人」。這是有毒話語的第三大主要組成部分：道德熱情鑲鑄了一個戴維對抗哥利亞巨人的情節。這個主題在美國生態思想中有雙重起源。規範的起點是約翰·繆爾和吉福德·平肖之間展開的鬥爭，原因是為了一個問題的西奧多·羅斯福精神，這個問題是是否保留赫奇峽谷作為約塞米特蒂國家公園的一部分，或者是否允許山谷築壩來為舊金山市區供水。哈徹通過宣布所有的加里社區是共同的受害者來編織了這些問題。

卡森在全球層面也是如此。在一篇紀念性的散文中，生態正義激進主義分子維克多·路易斯稱讚她暴露了「公司權力與化學昆蟲控制的瘋狂愛情」和她「譴責父權制暴行的」典型的女權主義。這就是說，承認卡森控告軍事和政府機構以及為了追求不起作用的根除項目和為了不計後果或不顧已知風險的警告而散布毒物的化工企業。然而，卡森本人的憤怒不是針對特定的組織和官員，而是針對根深蒂固的不聽話。

通過面對一個單一的對手而不限制自己來使惡言謾罵獲得力量。它因為我們像化學製品消費者那樣靜默和複雜而沒有赦免我們，而是認真地保存了一個將我們與他們二分的方式——甚至像《寂靜的春天》表明：普通市民是軍事、企業和政府傲慢的受害者(反對派總是帶有雄性特徵)。在指責言論中的這種普遍化轉向幾乎與控告本身一樣重要。即使路易斯，他希望卡森已經敦促「社會與生態正義之間，以及公民與生態權利之間的聯繫」，他指的是「我們猖獗地濫用農藥」。畢竟，生態正義活動家在覺醒以後，他們不再是漫不經心或無知，不再看上去有一種外在的邪惡。在許多情況下，將「生態種族主義」稱為是罪魁禍首而不是一個特定的代理，不僅更準確，而且也更有效。

在這兩種情況下，霸權的壓迫的威脅是有毒的話語的關鍵。作為回應，生態正義運動促進了對當地自我認同、受害者和基層抵抗的一種自覺的、見多識廣的感覺，這些都在「社區」或「居民區」圖像中概述出來了，在全國範圍內打擊了「有害工業入侵和外部滲透」。這些條款意味着那些人口群體，對被有毒威脅破壞了的地方認同和社會認同有一種共同的認同感。然而，整體定居圖像是相當靈活的。它可以擴展，不僅包括在歷史上自我認同的實體。由於有毒的話語關注特定的情況，所以它容易剪輯拼貼為哥特式。正如尤金·比曼和達納·謝瑞爾那樣，當受害者至少在理論上從來沒有選擇的時候，哥特化就變得很聳人聽聞了。

當代的有毒話語繼承了這一模糊不清的遺產。卡森動不動就依賴於科學的權威。但是在《寂靜的春天》裡，表達作者和讀者與描述的場景之間的關係的術語發生了改變。如果沒有實際的有毒地獄的公民的話，雙方目前都是可能的。此外，在當代有毒的話語中，受害者被允許顛倒角色和索賠權力。生態正義期刊包含着大量的草根宣誓書，它們來自社區代表，伴有積極分子調查人員和學者顧問的確鑿的證據。業內人士的宣誓書使維吉爾哥特式中的那些時刻成為中心，那時——在地獄本身的精神中——受害者通過變成嚮導的指南而簡略地實現了代理。

總共這四個相互關聯的結構部分，在它們的文化根植性和當代轉換中，儘管承認種族、性別和階級這樣一些社會差異標誌決定着什麼團體會受到什麼程度的風險，但促進了毒性文化的統一。卡森被生態正義運動作為先驅、先知和鼻祖而採用是一個範本：熱情關注所有受害者的威脅，而這些有毒的受害者來自每個住所和社會生態。

三、毒性、風險和文學想象

為了理解這部創造性的和批判性的生態描述的著作，讓我們考慮一些關於維吉爾旅遊的更廣泛的含義。顯然，一種含義是有毒的話語需要一種想象物理環境的方式，這種方式將社會建構主義與生態修復的觀點融合在一起。想象行為有能力將我們與「生態整體主義」(重新)聯繫起來。迄今為止，與「生態整體主義」的生態批評通常寵愛的模型相反，有毒的話語相信，通過這樣的方式，整體論的可用性是荒唐的和會造成不和的。然而，它同時承認修辭的感染力和對淨化的物理環境的理想中的人類和行星福利的益處，這種淨化的物理環境是其最終目的，因此承認物理環境對意識形態工藝製品或社會經濟對等物是沒有還原能力的。它的動力不但可以加強去浪漫化，而且強烈要求闡述「自然」這一有效範疇。

一方面，客觀自然界的文化重要性，真實自然本身的本質，不再是僅僅定位於所承諾的過去、現在或將來的避難所，而是作為與人類相互依存者，來應對人類遇到的現在逃避不掉的自然的事實——不是原生的而是受影響的「第二」(即被改良了的)自然或者(用德里克·賈曼的短語)「現代自然」。

另一方面，「自然」和「生態」話語的邊界現在變得比以前設想的更有彈性的多。正如亞歷山大·威爾遜已經觀察到的那樣，那種流行的北美定居文化，「城市和鄉村的意識形態，作為分立的和獨有的土地形式，已經是毀滅性的」，因為已經意識到兩個領域的生態狀態和潛力的枯竭。這些陳規約束着人們把鄉村視為一個生產場所和城市需要更大的生態自給自足。

標準流派區別的這種模糊沒有什麼地方比在當代自然寫作的著作中更加顯著的了，這種自然寫作的著作產生於有毒焦慮的壓力之下，如特里·坦皮斯特·威廉姆斯的《避難所》(1991)。《避難所》展現了雙重情節：一是在大鹽湖由於地勢上升美國猶他州野生動植物保護區已經瀕危，一是威廉姆斯的家庭婦女致殘的癌症可能是由於順風的放射性塵埃，來源是十年在內華達絲蘭平原的地上核試驗。威廉姆斯像她之前的卡森一樣，認識到當相互依賴開始使實際污染社區的受害者震驚覺醒，影響到對那些最煩惱的事情開始覺醒的閱讀聽眾時，人類社會和物質環境都一定獲利，而對這些受害者來說，「環境對他們理解生活比以前變得更重要得多」，反過來，這又會「破壞[他們]相信[人類]統治地球，這是西方文明觀的特點。」

我們更早地注意到了道德情節劇對有毒的話語的重要性，以及那些累加的言辭，用這些言辭提出生態中毒的索賠。正如瑪莎·努斯鮑姆對狄更斯的《艱難歲月》所寫的那樣，閱讀它，就會感覺到「是由作為一種特定法官的小說構成的」。雖然它依賴於生態中毒的憂慮，因為它經常有強有力的證據，但是它是一個指控或者暗諷的話語，而不是有證據的話語。它的道德主義和強度反映了它的認識，即情況尚未被證實，但至少達到了必要部門的滿意度。在二十年的生態民粹主義期間，「幾乎每一個風險存在的斷言，幾乎每一個有原因的屬性，都一直在積極抗辯」。受現有的研究基地的限制，要實證疾病的生態原因是出了名的難的，更不用說可能的因果關係多種多樣了。如果「沒有系統可以通過與其環境的確切關係來維持它自身，即能夠召集足夠的「必要的多樣性」與環境相匹配，那麼情況更加令人擔憂。」

從這個角度來看，那些在某種程度上好像對抗毒宣傳的偏執，似乎成為必要的追索權，通過這種專業知識文化，學院成為其中一部分，知識分子對其進行傳播。維繫導致不確定性的重複後果的嚴格程序的文化，被指控逃避了一些做除了對問題的重要審訊之外的其它事情的義務。一個專制主義者的對抗話語，從這個角度來看，好像是為正式風險分析所包含的焦慮準備的一個必要的出口。

《白噪聲》的有毒事件的設計，主要是作為一種後現代的不真實的象徵，提出了一個問題，這也是蘇珊桑塔格曾經在另一種環境下提出的問題：有將苦難轉化為隱喻的本質的問題嗎?我的比喻沒有考慮其他人的痛苦，也使其他人的痛苦不真實。由於幾個原因，我想不應該走得那麼遠。

第一，小說堅持用引號來引用這個「事件」，並認為格拉德尼對它的回應很膚淺，對我們的質疑有他們自己的針對性。困惑的超然、無聊、不負責任、關於這件事情的不現實的感覺——這些都是對熱烈地、明確地參與我們讀過的大多數文本的不可預測的反應。例如，一個環保積極分子把它們看作是無論多麼地令人厭倦。他們明白這個事件會有多麼辛苦，除非有人提前將他自己或者他的社區作為中毒受害者的主要候補者。相對有特權的人會持久地、聚精會神地掌握它的可能性——無論這裡的關鍵問題是格拉德尼的注意力的持續時間，還是小說的注意力的持續時間，還是兩者都是。有一種文化邏輯的「本能的」反應，即它不會在這裡發生，並且也有一種文化邏輯，把有毒的話語作為偏執狂或者陳腐進行諷刺性模仿地規避。第二，對隱喻附屬地位的貶謫是值得重視的事情。「事件」一旦被進行了想象，它就不能被完全收縮回去了，就會作為一種(文學)記錄的「重要事情」而存在。有重要理由相信，即使「死亡的」隱喻(例如，「一種書本印刷的情況」)也會改變或者至少加強文化價值觀。第三，在這個實例中的隱喻化，可以被更好地理解為是來自生態無意識的部分出現的代表，而不是壓制戰略。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毒性才開始作為一個展示神話般的普通美國人的個人現實來維護它自己。拉夫運河和超級基金只有幾年的時間。一個中產階級小說家將不得不應對，在有毒事件的頭條新聞與看起來似乎可以預測的美國中產階級城鎮和郊區的資產階級生活的穩定性和安全性之間的嵌入式的距離感。

廢物的隱喻化是一個建設性的並行的事例。對華萊士·史蒂文斯來說，一個垃圾場是一個純粹的象徵性的住所，它僅僅是一個精疲力竭的意象的存儲庫。一代人之後，托馬斯·品欽將廢物作為了另一種象徵物：顛覆特里斯特羅的象徵物。德里羅，在他龐大的虛構的冷戰時代的回憶錄《黑夜傳說》中，將更多的物質上的廢物視為文字垃圾和當作跨國產業，但在寫實主義和將現代文明作為碎屑的垃圾意象之間徘徊。即使對一個有明確的環保信念的創造性的作家來說，也仍然大力推動着回收廢物的隱喻，就像在A. R. 安蒙斯的1993年全國圖書獲獎詩歌《垃圾》中那樣。「垃圾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詩」，發言人堅稱：但是為什麼呢?因為「垃圾就是聖歌」，一個時代的象徵物：有多種意義的象徵，將史蒂文斯的陳腐創意的老舊隱喻隱含在其他事情中。標題意象仍然對審美劇本儘可能地保持着一種與社會環境的所指對象一樣的刺激。

然而，安蒙斯意識到了垃圾的重要性，意識到了地球的損傷，意識到了在重要性的極端狀態下的人體：身體即將成為垃圾。在這個過程中，這首詩表情冷漠地諷刺了它自己的圍觀者狀態(我對垃圾堆的事情不了解多少：我的意思是，我從來沒有攀爬垃圾堆);它通過堅持垃圾的重新利用將史蒂文斯的比喻修辭「生態化」了(詩歌「到了死人坑/和對冷卻油的陳腐認識和言語以及/提到了費力地到達它陳述的粘稠的爛泥/帶着光和帶有閃亮音節的字符串」)。這莊嚴又詼諧的變形現象與環境的傷心故事相互交替(「沒有目的的詩歌!所有這些垃圾!所有這些話：我們可以代替我們的大山用/垃圾：過濾可能是我們的小溪流出/從腐化的底部」)。這首詩從作為可回收的垃圾意象與可恥廢物的垃圾之間茫然憤怒的不斷擺動中積聚了它的能量，積聚了通過承認人類不可挽回的生物狀態而引發和表明的放肆的言行。

與此同時，證據積累的是關於作為廣泛共享的文化自我認同範例的毒性的出現，和關於作為日益普遍的刺激物的有毒話語：也是這樣的證據，即關於普通市民擔憂生態惡化的證言的修辭可以影響公共政策，尤其是當媒體關注的時候。與立法和監管機構在經濟上和程序上的保守主義以及他們對通過既得利益遊說的敏感性相反，更多的個人和社區開發了一些生態人類學家所稱的「災難亞文化」(憑藉的是社會風氣和社會禮儀通過回憶和/或預期生態災難而形成)。它會越來越可能成為第二自然，即每個人對人類與環境關係的生態想象。這每個人不是作為孤獨的逃亡者，而是作為一些集體，他們除了承認他們不管喜歡還是不喜歡必須相互依存之外，別無選擇。

在人類的集體感覺可以通過第一人稱沉思的方式呈現出來的情況下，像《避難所》和《垃圾》這樣的著作也想象到了「災難亞文化」的存在——威廉姆斯的女權主義生存主義者《單排扣婦女家族》與安蒙斯的文化幾瞥，都一致承認垃圾危機。正如安蒙斯冷漠地指出的那樣，儘管有毒化可以為社區提供一個文化標準，甚至為全球，但對它進行想象的行為，雖然無論它會激發關於回收和社會互惠等什麼一廂情願的想法，都將主要會加強廢除它的渴望。我們現在就轉向那可能怎樣做的想象。(作者：山東理工大學戲曲文藝研究所所長、教授 岳友熙)

本文摘自美國哈佛大學著名生態批評家勞倫斯·布伊爾的《為瀕危的世界寫作——美國及其他地區的文學、文化和環境》(岳友熙譯)，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