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版

文：梁建章，任澤平，黃文政，何亞福

特別鳴謝：白學松 對本文數據整理有貢獻

摘要

本報告所稱的「生育成本」，既包括從懷孕到分娩的成本（即「生的成本」），也包括養育和教育成本（即「育的成本」）。其中「育的成本」占了大頭，「生的成本」僅占很小一部分。在本報告中，「生育成本」與「養育成本」是作為同義詞使用。

生育成本是影響育齡家庭生育意願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原國家衛計委在2017年進行的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結果顯示，育齡婦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依次是「經濟負擔重」、「年齡太大」、「沒人帶孩子」，分別占77.4％、45.6％和33.2％。

本報告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居民收入和消費支出數據以及各種物價來估算各種育兒費用。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1559元，其中，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8063元，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3328元。通過研究分析，本報告得出如下結論：

全國家庭0-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48.5萬元；0歲至大學本科畢業的養育成本平均為62.7萬元。

按城鎮和農村區分：

0-17歲城鎮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63萬元；0-17歲農村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30萬元。

按31省份區分：

北京和上海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分別為96.9萬元和102.6萬元。相比之下，西藏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只有29.3萬元，貴州省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只有33.3萬元。

按收入水平區分：

占總人口20%的低收入組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11.6萬元；

占總人口60%的中等收入組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39.5萬元；

占總人口20%的高收入組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120.8萬元。

按城鎮和農村家庭的孩次區分：

城鎮一孩0-17歲養育成本為63.1萬元；

城鎮二孩家庭平均每個孩子0-17歲的養育成本為49.7萬元；

城鎮三孩家庭平均每個孩子0-17歲的養育成本為37.7萬元。

農村一孩0-17歲養育成本為38.1萬元；

農村二孩家庭平均每個孩子0-17歲的養育成本為30萬元；

農村三孩家庭平均每個孩子0-17歲的養育成本為22.8萬元。

養育成本的國際比較：把一個孩子撫養到剛年滿18歲所花的成本相對於人均GDP的倍數，澳大利亞是2.08倍，法國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國是3.64倍，美國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國是6.9倍，幾乎是全球最高的。

由於生育成本過高、女性難以兼顧家庭和工作等原因，中國人的平均生育意願（理想子女數）也幾乎是世界最低的。根據經合組織的數據，絕大部分國家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均超過2個，而多次生育意願調查結果表明，中國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均低於2個。

最近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21年全國人口數據顯示：2021年出生人口1062萬人，人口出生率為7.52‰。可以看出，2021年中國出生人口創下1949年以來新低，出生率則創下有記錄以來最低水平。我國出生人口從2017年開始持續下降，2021年出生人口已經是連續第五年下降。五年的下降幅度高達40%，比起九十年代2000多萬的新生人口更是不到一半。用出生人口塌陷來形容現在的人口形勢一點也不誇張。按照1062萬新生人口計算，2021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僅為1.15，不僅低於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比嚴重少子老齡化的日本還低不少。

生育成本過高是影響育齡家庭生育意願的最重要負面因素之一。為此，全國層面亟需儘快出台減輕育齡家庭生育成本的政策。具體措施包括現金和稅收補貼、購房補貼、增建托兒所、提供男女平等的育產假、引進外國保姆、推廣混合辦公、保障單身女性的生育權、允許輔助生育技術以及高考和學制改革等。

目錄

1、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及構成

2、估算全國家庭孩子0-17歲的平均養育成本

3、估算大學期間的養育成本

5、估算31省份的平均養育成本

6、估算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平均養育成本

7、估算城鎮和農村一孩、二孩、三孩的養育成本

8、養育孩子所付出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

9、養育成本的國際比較

10、理想子女數的國際比較

11、中國結婚人數和結婚率連續多年下降

12、建議出台減輕生育成本的政策

13、減輕生育成本的具體措施

1）現金和稅收補貼

2）購房補貼

3）增建托兒所

4）提供男女平等的育產假

5）引進包括外國保姆在內的外國勞工

6）推廣靈活辦公模式

7）保障單身女性的生育權

8）允許輔助生育技術

9）教育改革（減少高考內卷，縮短學制）

14、結論

圖表目錄

表1：全國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

表2：全國0歲至大學本科畢業的平均養育成本

表3：城鎮和農村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

表4：分地區的0-17歲孩子平均養育成本（單位：元）

表5：按收入水平區分的0-17歲孩子平均養育成本

表6：城鎮和農村一孩、二孩、三孩0-17歲的養育成本

表7：不同國家撫養一個孩子至18歲所花的成本相對於人均GDP的倍數

表8：部分國家和地區2011年15-64歲男性和女性理想子女數

表9：減輕生育成本的措施建議和預估效果

圖1：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及構成

圖2：各階段養育成本占總養育成本比例

圖3：按收入水平區分的0-17歲孩子養育成本

圖4：按孩次區分的0-17歲孩子養育成本

圖5：部分國家撫養一個孩子至18歲所花的成本相對於人均GDP的倍數

正文

1、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及構成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2020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1210元，其中，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7007元，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3713元。2020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比上年名義下降1.6%，扣除價格因素，實際下降4.0%。估計這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因此，我們改用2019年的數據：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1559元，其中，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8063元，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3328元。

2、估算全國家庭孩子0-17歲的平均養育成本

說明：在本報告中，0-2歲是指0歲至不滿3周歲；

3-5歲是指3周歲至不滿6周歲，對應幼兒園階段；

6-14歲是指6周歲至不滿15周歲，對應九年義務教育階段；

15-17歲是指15周歲至不滿18周歲，對應高中階段；

18-21歲是指18周歲至不滿22周歲，對應大學本科階段。

養育成本包括如下兩大部分：

一是消費性支出，包括教育支出和非教育支出兩大類。教育支出包括保姆費、托兒費、學雜費、教材、參考書、課外書費，教育軟件費，學習所用交通費，擇校費，在校伙食住宿費，課外輔導費，以及其他教育費用。非教育支出包括食品支出、衣物支出、居住支出、日用品支出、醫療保健支出、交通和通訊支出、娛樂支出。

二是非消費性支出，包括保險支出、人情往來支出、捐款等。

消費性支出是養育成本的主要部分，非消費性支出只占養育成本的很小一部分。本報告估算的養育成本主要是指消費性支出。

根據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數據，如果各個年齡段的消費支出是相同的，那麼把孩子撫養到18周歲之前的平均支出為：21559*18=388062元，其中，城鎮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28063*18=505134元，農村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13328*18=239904元。

但實際上，各個年齡段的消費支出並不是相同的，所以上述的估算成本並不準確。下面分別估算不同階段的平均養育成本。

首先是懷孕期間的成本，包括辦卡建檔、營養品、產前檢查費用以及備孕用品，估算平均支出為1萬元左右。

其次是分娩和坐月子費用，包括住院費用、順產或剖腹產費用，以及部分產婦採用無痛分娩。這項費用的高標準和低標準相差很大，估算平均支出為1.5萬元。如果產後需要去月子中心，則費用更高。

0-2歲嬰兒的養育成本，我們假設與人均消費支出相同，則平均每年為21559元，三年共64677元。

3-5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在人均消費支出的基礎上，再加上平均每月1000元（即每年12000元）的幼兒園或學前教育支出，則平均每年養育成本為21559+12000=33559元，三年共100677元。

6歲-17歲子女的教育成本較高，而父母自身的教育支出則少得多。例如，2011年2月，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成立「中國義務教育階段城市家庭子女教育成本研究課題組」，之後在北京、廣州、南京、哈爾濱、石家莊、西安、成都、銀川共8個省會城市近5000名中小學生家長中展開問卷調查和結構性訪談，調查顯示，城市家庭平均每年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家庭子女總支出的76.1%，占家庭總支出的35.1%，占家庭總收入的30.1%。而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ISSS）發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0-2018的數據顯示[3]，孩子的養育成本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接近50%，而其中教育支出占養育成本比例達34%。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支出構成中，教育文化娛樂支出為2513元。假設有一個普通的三口之家（父、母、正在上中學的孩子），那麼這個家庭2019年的教育文化娛樂總支出為2513*3=7539元。在正常情況下，這個家庭的教育文化娛樂支出中，孩子占了大部分，父母只占小部分。所以，我們可以估算這個家庭孩子的教育文化娛樂支出為2513*2=5026元，而父母的教育文化娛樂支出為2513元。

根據上述估算方法，我們可以把6-14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在人均消費支出21559元（已經包含一項教育文化娛樂支出2513元）的基礎上，再加上一項教育文化娛樂支出2513元，即按2019年價格計算，平均每年養育成本為21559+2513=24072元。

考慮到高中階段不再是義務教育，並且有部分高中學生是在校住宿，所以我們把15-17歲高中三年的養育成本在6-14歲孩子養育成本的基礎上，每年再加上2000元，即平均每年養育成本為24072+2000=26072元。

按照以上方法估算，0-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485218元，即約48.5萬元。

3、估算大學期間的養育成本

雖然中國法律規定18歲是成年年齡，父母沒有義務撫養已滿18歲的子女，但實際上大多數大學生的學費和生活費仍然依靠父母支付，所以還需要估算大學四年的養育成本。

公立大學的學費隨專業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為每學年5000-8000元，個別專業（例如藝術、音樂表演等專業)）每學年8000到10000元。民辦大學的學費一般為每學年1.2萬-2萬元。住宿費每學年800-2000元左右。公立大學和民辦大學平均每學年學費按1萬元計算，住宿費按每年1500元計算，生活費按每月2000元計算，則大學本科期間每年的養育成本為：10000+1500+24000=35500元，四年共142000元。

按照以上方法估算，0歲至大學本科畢業的養育成本平均為627218元，即約62.7萬元。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是平均每個孩子的養育成本，實際上，城市孩子的養育成本高於農村孩子的養育成本，高收入家庭孩子的養育成本高於低收入家庭的養育成本。所以，還需要分別估算城市居民、農村居民、高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孩子的養育成本。

4、估算城鎮家庭和農村家庭的平均養育成本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9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是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130%，而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是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61.8%。

按照上述比例估算，0-17歲城鎮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630783元，即約63萬元；0-17歲農村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299865元，即近30萬元。

至於大學四年的養育成本，無論是城鎮孩子還是農村孩子，學費和住宿費是一樣的，區別主要是生活費。

5、估算31省份的平均養育成本

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20》表6-20《分地區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數據，2019年北京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43038元，相當於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200%；上海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45605元，相當於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212%，依此類推，可以得到全國31省份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相當於全國平均水平的百分比。

如果31省份居民的養育成本相對於全國平均水平的比例也與人均消費支出的比例相同，那麼我們可以得到31省份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如表4：

從表4可以看出，北京和上海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分別為96.9萬元和102.6萬元。相比之下，西藏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只有29.3萬元，貴州省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只有33.3萬元。

6、估算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平均養育成本

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20》的數據，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0733元；按收入五等份分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如下：

20%低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380元

20%中間偏下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5777元

20%中間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5035元

20%中間偏上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9231元

20%高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6401元

我們把中間偏下收入組、中間收入組和中間偏上收入組合併為60%中等收入組，中等收入組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採用中間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5035元。

從上述數據可知，低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4%，中等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1.5%，高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49%。

如果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孩子的養育成本也是按照上述比例，那麼占總人口20%的低收入組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116452元，即約11.6萬元；占總人口60%的中等收入組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395453元，即約39.5萬元；占總人口20%的高收入組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1208193元，即約120.8萬元。

7、估算城鎮和農村一孩、二孩、三孩的養育成本

上述估算是假設男孩與女孩的養育成本相同，並且沒有區分孩次。實際上，不同孩次的養育成本是不同的。根據美國農業部的調查報告[4]，獨生子女的養育成本比二孩家庭每個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高27%，而三孩及以上家庭每個孩子的養育成本比二孩家庭每個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低24%。也就是說，如果獨生子女的養育成本是1，那麼二孩家庭每個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是0.7874，三孩及以上家庭每個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是0.5984。

考慮到中國城鄉生育率的差別，我們可以作出合理假設：本報告的城鎮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更接近城市一孩家庭的養育成本；本報告的農村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更接近農村二孩家庭的養育成本。

一個家庭如果有兩個孩子，那麼一孩的衣服、爬行墊、玩具等，二孩也可以使用，這樣可以節省一部分開支。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9年全國居民平均衣着開支為1338元，我們可以合理推測，二孩在0-2歲時的一半衣服使用一孩的舊衣服，另一半是新買的。這樣養育二孩的衣着開支一年可以節省669元。另外，0-2歲的孩子也不必有一個單獨的房間，這樣可以節省居住開支5055元。這樣，養育0-2歲的二孩的衣着開支和居住開支每年一共可以節省5724元。如果一個家庭的二孩比一孩大四、五歲以上，那麼一孩還可以幫忙父母照料二孩，從而節省父母照料二孩的時間和精力。

如前所述，0-2歲嬰兒的養育成本，我們假設與人均消費支出相同，則平均每年為21559元。如果是養育二孩，那麼，0-2歲二孩的養育成本，平均每年為21559-5724=15835元。可見，0-2歲二孩的養育成本比一孩低5724/21559=26.55%，或者說，0-2歲一孩的養育成本比二孩高5724/15835=36.15%。

但對於3-5歲以及6-17歲的孩子來說，由於上幼兒園的費用以及學習費用需要分別支付，並且孩子逐漸長大後，也需要一個單獨的房間，所以各方面節省的費用不會像0-2歲時節省得那麼多。如果中國家庭0-17歲一孩、二孩、三孩養育成本的比例與美國家庭相同（即一孩、二孩、三孩家庭平均每個孩子的養育成本比例為1：0.7874：0.5984），那麼中國城鎮和農村一孩、二孩、三孩家庭平均每個孩子的養育成本如表6所示：

8、養育孩子所付出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

前面估算了養育孩子成本的直接費用，事實上，育齡家庭養育孩子，還需要付出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

時間成本包括休產假和照料孩子的時間，孩子在3歲以下都是要有人照料的，這3年都是時間成本，如果僱傭保姆或月嫂照料孩子，或者把3歲以下的孩子送去托兒所，可以減少時間成本，但要增加費用成本。3-5歲的孩子一般都送去幼兒園，可以減少家長的時間成本，不過接送孩子去幼兒園也需要一定的時間成本。6-11歲的孩子上小學，一般也需要家長接送，輔導孩子做作業，也需要付出時間成本。

最直接的時間成本是休產假。根據我國《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女職工生育享受98天產假，其中產前可以休假15天；難產的，增加產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個嬰兒，增加產假15天。最近各省份修訂的新計生條例，普遍延長了產假（多數省份的產假延長到158天），並新增育兒假。

雖然延長產假有助於讓女性有更多時間照看孩子，有利於家庭育兒，但如果延長產假帶來的成本全部由企業負擔，必然會導致企業儘量避免招聘育齡女性，從而加劇女性在就業市場中的性別歧視。另外，如果產假過長，會導致女職工與職場長期脫節，過長時間離崗，可能造成工作技能下降，影響其返崗後的競爭力，這是女性養育孩子所要付出的機會成本。

目前中國家庭養育孩子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主要由女性承擔，她們很難在撫養孩子的同時兼顧繁重的職場工作。由於目前中國的社會環境對女性的生育不夠友好，女性生育孩子要付出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過高，有些女性不得不放棄生育孩子，以換取在事業上取得成功的機會。這也是中國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

目前在中國，3歲以下的托兒服務嚴重缺乏。若缺少托兒所，夫妻雙方很可能需要有一方暫停工作照看孩子，然而，越來越多的家庭需要依靠雙份收入才能足夠家庭開支。原國家衛計委的數據顯示，0-3歲嬰幼兒在我國各類托幼機構的入托率僅為4%。中國需要大力發展普惠性托幼服務，把0-3歲嬰幼兒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這將有利於減輕女性養育孩子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

9、養育成本的國際比較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9年全國GDP總額為990865億元，年末總人口為141008萬人，人均GDP為7.03萬元人民幣。按照本報告的估算，2019年全國家庭0-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48.5萬元，這意味着，把一個孩子撫養到剛剛年滿18歲相當於人均GDP的6.9倍。按照本報告的定義，「0-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與「把一個孩子撫養到剛剛年滿18歲」是同義詞。

表7是不同國家撫養一個孩子至剛年滿18歲所花的成本相對於人均GDP的倍數。由於表7的數據年份不完全一樣，所以只能作為參考比較。從表7可以看出，澳大利亞撫養成本僅相當於人均GDP的2.08倍，美國撫養成本相當於人均GDP的4.1倍，而韓國撫養成本相當於人均GDP的7.79倍。

中國的撫養成本相當於人均GDP的6.9倍，在表7所列出的國家中，高於除韓國以外的所有國家。現在韓國的生育率是全世界最低的，2020年生育率僅有0.84。

總的來說，撫養成本相當於人均GDP的倍數越高，意味着養育壓力越大，因此生育率也往往越低，但也有例外。從表7可以看出，新加坡的撫養成本僅相當於人均GDP的2.1倍，為何新加坡的生育率僅為1.1左右呢？因為新加坡雖然是一個國家，但其實只是一個城市。2020年中國的生育率雖然有1.3，高於新加坡，但中國還有廣大的農村地區，大城市的生育率遠遠低於新加坡，例如，2020年上海和北京的生育率分別僅有0.74和0.87。

10、理想子女數的國際比較

由於中國的養育成本相對於人均GDP的倍數幾乎是世界最高的，所以中國人的平均生育意願（理想子女數）也幾乎是世界最低的。

表8所列出的國家中，絕大部分國家男女平均理想子女數均超過2個，而近十多年來多次生育意願調查結果表明，中國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均低於2個。下面舉幾個例子：

例1，根據原國家計生委公布的《2006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的數據，育齡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為1.73個，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分別為1.78個和1.60個。

例2，根據原國家衛計委在2013年開展的全國生育意願調查數據，城鄉居民的理想子女數為1.93個，雙獨夫婦、單獨夫婦和普通家庭的理想子女數分別為1.79、1.83和1.95個。

例3，根據原國家衛計委在2017年進行的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數據，2006-2016年，中國育齡婦女平均理想子女數為1.96個，而育齡婦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為1.75個。

OECD的理想子女數沒有列出日本和韓國的數據。但根據KGSS（韓國綜合社會調查）和世界銀行的調查數據，從2006年至2014年，韓國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數為2.45～2.55個。根據JGSS（日本綜合社會調查）和世界銀行的調查數據，從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數為2.41～2.60個。可見，中國人的平均生育意願不但顯著低於日本，也顯著低於韓國。

2022年1月20日，在國家衛健委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國家衛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長楊金瑞介紹，年輕人的生育意願持續走低，育齡婦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2017年調查為1.76個，2019年調查為1.73個，2021年調查降到1.64個。

無論是OECD的數據還是中國的數據都顯示，實際生育率是低於理想子女數的，這是因為，有些夫婦雖然想生孩子，但患了不孕不育症（2021年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育齡夫婦的不孕不育率已經攀升至約12%-18%），或錯過了生育期。而且，對於城市工薪階層來說，許多年輕夫婦撫養一個孩子已感到壓力山大，他們即使想生二胎，但考慮到生育成本過高，最終對生二胎望而卻步。

11、中國結婚人數和結婚率連續多年下降

當今中國不但生育成本過高，而且結婚成本也過高（農村結婚成本高的原因包括天價彩禮，城市結婚成本高的原因包括高房價），這也是中國近年來結婚人數和結婚率不斷下降的原因之一。

根據民政部數據，2020年的結婚登記人數共計814.33萬對，較2019年減少了113萬對。這也是自2013年達到1346.93萬對後，連續七年下降，也創下了自2003年以來，近17年中的新低。

在歐美國家，非婚生育的情況很普遍。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2019年歐盟國家非婚生子占新生兒比例平均是41.3%。其中，法國的非婚生子占新生兒比例高達60.4%。但在中國，結婚和生育密切相關，非婚生子占新生兒比例很低，所以結婚登記人數下降必然對生育率有負面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在結婚登記數據中，與出生人口更密切相關的數據是初婚人數，因為結婚登記人數中還包括部分再婚的老年人，由於老年人已過了生育期，對出生人口沒有什麼影響。我國初婚人數在2013年達到2385.96萬人的峰值後持續下降，2020年下降到1228.6萬人，比2013年下降48.5%。

從2013年到2020年，我國結婚登記人數和初婚人數已經連續七年下降。我國結婚登記人數近年來為何不斷下降？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是年輕人數量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我國80後（1980-1989年出生人口，依此類推）、90後、00後人口分別為2.23億人、2.1億和1.63億，整體呈不斷下降趨勢。

其次是由於結婚成本升高、工作壓力大、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經濟獨立程度大幅提高等原因，當代年輕人結婚意願普遍下降。

另外，由於我國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出生性別比偏高，男多女少現象比較普遍，這也是導致近年來結婚登記人數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3490萬人，這3000多萬人分布在不同的年齡階段。其中，20—40歲適婚年齡男性比女性多1752萬人。

12、建議出台減輕生育成本的政策

根據育媧人口在2021年12月發布的《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1版》[5]，中國2021年的生育率很有可能已經降到了1.1，處於世界最低之一，中國在房價和教育的方面的養育成本相對於收入也幾乎是世界最高的。如果不能提升現在的超低生育率，中國人口將迅速少子化和老齡化，對創新力和綜合國力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按照中預測，到2050年減少到12.64億，2100年中國人口將降到6.85億，占世界比例將從現在的18%降至6.5%，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2.56%。屆時，中國就不再是一個人口大國了。按此趨勢，華夏民族幾千年積累的人口優勢，將在100年內喪失殆盡。要維持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中華民族的薪火相傳，就必須推出大力度鼓勵生育的政策，來降低養育成本。

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提出要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8月2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決定，新計生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國家採取財政、稅收、保險、教育、住房、就業等支持措施，減輕家庭生育、養育、教育負擔。」

一些地方率先出台了的減輕家庭養育負擔的政策。下面舉幾個例子：

例一，2021年7月28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布並詳細解讀攀枝花市《關於促進人力資源聚集的十六條政策措施》，其中，對按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攀枝花戶籍家庭，每月每孩發放500元育兒補貼金，直至孩子3歲。

例二，2021年9月15日，甘肅省臨澤縣發布《臨澤縣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實施意見（試行）》規定，二孩每年發放5000元育兒補貼，三孩每年發放10000元育兒補貼，直至孩子3歲。在轄區內公辦幼兒園就讀的臨澤戶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學年給予1000元的資助，三孩每生每學年給予2000元的資助。對生育二孩、三孩的臨澤戶籍常住家庭，在城區購買商品房時給予4萬元的政府補助。

例三，2021年10月21日，新疆石河子市政府出台《關於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實施方案》規定，對符合規定生育二、三孩的戶籍家庭，每月每孩各發放500元、1000元育兒補貼，直至孩子3歲。

例四，2021年12月20日，吉林省出台《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實施方案》，其中第10條規定：「實施生育獎勵政策。支持各地依據現行普通公辦托、幼機構保教費收費標準，對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家庭，在子女3周歲或6周歲前，給予一定比例的激勵獎勵，省級財政將根據情況給予適當補助。」第11條規定：「提供婚育信貸支持。支持銀行機構為符合相關條件的註冊結婚登記夫妻最高提供20萬元婚育消費貸款，按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分別給予不同程度降息優惠。」

不過，到目前為止，這些都是地方性的政策，而且力度遠遠不夠，對於幾十萬到上百萬的養育成本可以說是杯水車薪。只有中央政府才有實力給到實質性的養育負擔的減輕。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估算，中國的養育成本收入比是6.9，而其他發達國家的養育成本收入比是2-4，如果按照未來的出生率是1%來計算的話，那就需要每年需要3-5%的GDP投入才能把養育成本比降到其他發達國家的水平。（具體計算是(6.9-2）/1%到(6.9-4）/1%）.這是幾萬億的總投入，中央財政才有這樣的財力。可惜的是，中央層面尚未出台發放育兒補貼的政策。我們建議，全國層面儘快出台減輕育齡家庭生育成本的政策。

13、減輕生育成本的具體措施

具體來說，減輕育齡家庭生育成本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幾種：

1）現金和稅收補貼

由於不同地區和人群之間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們建議個人所得稅減免和現金補貼的方式並重，對高收入家庭通過孩子人頭抵稅的方式減免個人所得稅。由於收入較低者不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所以減免稅收不適用於低收入家庭，對於這些家庭，可直接發放現金補貼。

根據OECD的數據，2017年部分發達國家現金補貼家庭福利的金額占GDP的比重如下：英國2.12%，法國1.42%，瑞典1.24%，德國1.08%，日本0.65%，韓國0.15%，可以看出，歐洲國家現金補貼家庭福利的金額占GDP的比重遠高於日韓，這也是歐洲國家生育率普遍高於日韓的原因之一。

可以借鑑這些國家的經驗，具體制定補貼政策：對於二孩家庭的每個孩子，給與每月1000元的現金補貼。給與多孩家庭的每個孩子，每月2000元的現金補貼，直至孩子到20歲。對於二孩家庭，實行所得稅和社保減半，三孩家庭所得稅和社保全免除（對於特別富裕的家庭，可以設定一個封頂補貼的上限）。

估計效果：這部分措施能夠提升生育率20%左右，每年多生200萬個孩子。

2）購房補貼

現在制約育齡夫婦生育孩子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高房價，中國大城市的房價收入比是世界上最高的，雖然大城市的收入也高，但是房價更高。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主要因為是房價高，其他如衣食住行，大城市並不比小城市貴很多，教育成本如果是公立教育，也不會貴很多。所以大城市裡，養育的高成本主要體現在房價上。這是大城市的生育率要低於小城市重要原因之一。根據七普數據，2020年全國總和生育率為1.3，其中上海和北京的總和生育率分別僅有0.74和0.87，而山東、河南、江西等省份的總和生育率在1.4左右。

要減輕育兒家庭的負擔，除了現金和稅收補貼以外，還需要對多孩家庭買房被貼的政策。具體方式可以通過按揭利息返還或房價打折進行補貼。比如說返還二孩家庭的房貸利息的50%，對於三孩家庭的房貸利息可全部補貼返還。或者在高房價的地區，可實施一孩房價九折，二孩房價七折，三孩房價五折的政策（不超過一個封頂補貼的上限）。這部分補貼的成本可以通過增加人口流入地區和大城市的住房土地供應來覆蓋。

估計效果：這部分措施能夠提升生育率20%左右，每年多生200萬個孩子。

3）增建托兒所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9年中國15-64歲女性勞動參與率達到68.6%，而世界平均水平為52.6%。由於中國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比較高，當今中國很多夫妻都是雙職工。大量年輕人不敢生育二孩三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看護孩子的時間和精力成本高昂，這特別體現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學的困難上。尤其是未滿三歲孩子的托兒服務嚴重缺乏。原國家衛計委的數據顯示，0-3歲嬰幼兒在我國各類托幼機構的入托率僅為4%。我們建議把0-3歲孩子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實現這一目標，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牽頭興建至少十萬個幼托中心。按照0-3歲有4000萬兒童計算，每個兒童補貼20000元的營運費用，結合50%的入托率目標，每年大概需要4000億左右的財政補貼。

估計效果：這部分措施能夠提升生育率10%左右，每年多生100萬個孩子。

以上三項是最重要的鼓勵生育措施，總共需要的財政投入占GDP的5%左右,能夠大幅降低養育成本，有效提升生育率。

我們做了各個國家鼓勵生育力度和生育率的一個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平均拿出1%的GDP用於鼓勵生育，生育率就會提升0.1，當然這只是相關性，只能支持而不是證明鼓勵生育有效。但也並沒有數據支持鼓勵生育無效果。一些北歐和西歐國家出台了慷慨的鼓勵生育政策，同時獲得了比較高的生育率。例如，法國和瑞典都拿出3-4%的GDP鼓勵生育，他們的生育率也在1.8到1.9，接近更替水平。相比之下，南歐國家鼓勵生育的力度普遍只有GDP1-2%，生育率則普遍低於1.5。近幾年，德國加大了原來偏低的鼓勵生育的力度，生育率也有所提升。

由於中國的生育成本相對於收入比絕大多數發達國家都高，和生育率最低的韓國差不多，所以中國需要把1.1生育率提升到發達國家的水平1.6就需要比他們更高的鼓勵生育的力度。5%的GDP差不多可以把生育率提高到1.6左右。雖然離更替水平還比較遠，但是低生育率問題至少不比發達國家更加嚴重。

除此以外，我們還提出以下幾項鼓勵生育的建議，有些項目只需要較少或者不需要的財政投入，但是卻需要在觀念和法律上的調整，效果不如前幾項大也沒有那麼快，但是由於中國的生育率問題太嚴重了，各種提高生育率的措施都是非常值得考慮的。

4）提供男女平等的育產假

本文所說的「育產假」，包括女性產假、男性陪產假和父母育兒假。目前我國的產假規定是：女職工生育享受98天產假，其中產前可以休假15天；難產的，應增加產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個嬰兒，可增加產假15天。到目前為止，絕大多數省份都已通過新修訂的人口與計生條例，普遍延長了產假，並新增育兒假。

如果僅僅延長女性育產假，不可避免會導致企業不願意招聘女性，從而加劇女性在就業市場中的性別歧視。為了減輕職業母親生育小孩的後顧之憂，政府應承擔產假期間的用工成本。另外，我們建議出台男女相對平等的育產假政策，這將有利於保障女性在就業和職業發展上的權益，糾正就業上性別歧視的現象。

從國際經驗來看，很多高福利國家都有比較長的產假和育兒假。例如，瑞典的生育政策鼓勵夫婦雙方參與育兒。目前，瑞典父母一起可以獲得480天的帶薪育兒假，這當中父母雙方各享有90天不能轉讓給對方的育兒假。這主要是為了確保公平和父母共同承擔育兒責任。近幾年瑞典的生育率在1.8左右，在歐洲國家中僅次於法國。

歐洲等國的經驗表明，在父母育兒假制度中融入家庭角色的性別平等觀念，通過法律規定父親的家庭責任，不但能促進男女兩性職場中的機會平等和家務勞動中的責任分擔，而且有利於消除就業市場中的性別歧視。

估計效果：這部分措施能夠提升生育率3%左右，每年多生30萬個孩子。

5）引進包括外國保姆在內的外國勞工

雖然有育產假和托兒所，但是對於職業女性來說，看護小孩還是要付出很多時間和精力，其實還可以通過僱傭保姆來幫忙做家務。

但在中國城市，僱傭全天看護孩子的高價保姆已經超出了很多城市白領的經濟承受能力。例如，上海有經驗的保姆月工資已經上萬。而隨着中國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僱傭來自東南亞國家保姆的工資就會低得多，會讓這些家庭節省不少費用。

以中國香港為例，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數據，2013年平均每三個有孩子的家庭，就有一個家庭僱傭外籍保姆。2019年中國香港共有外籍保姆39.9萬人，其中來自菲律賓的有21.9萬人，來自印度尼西亞的有17萬人。外籍保姆的最低工資為每月4630港元，平均工資為4765港元，相當於4000元人民幣左右。按照中國現在大城市保姆工資平均10000元來計算，每個保姆可以為服務的中國家庭每月節省6000元人民幣，每年節省7.2萬元。中國香港只有750萬人口，僱傭的外籍保姆近40萬人。中國大陸如果引進300萬外國保姆，相當於每年為這些家庭總共節省2000多億的費用。

從人才引進角度，中國也應該更大力度的促進各類人才引進，尤其是為海外華人回國發展創造便利的條件。不過中國不是一個傳統的移民國家，對於國際人才吸引力可能遠遠不如美國。移民不太可能成為解決低生育率的主要手段。儘管如此，為了促進交流和降低用工成本來說，有必要更加開放地接待各種人才和外國勞工。引進大量臨時的外國保姆，可以對降低生育成本有直接的作用。

估計效果：這部分措施能夠提升生育率2%左右，每年多生20萬個孩子。

6）推廣靈活辦公模式

隨着互聯網技術中遠程會議、協同工作軟件的成熟，遠程辦公在技術上已經趨向成熟，更因為新冠疫情的影響，企業被逼實現遠程辦公，全球掀起了一股遠程辦公的潮流。亞馬遜，微軟，谷歌和蘋果都把遠程工作的模式常態化了，推出了不同的混合辦公的制度。近日，攜程中國公司宣布全公司近三萬名員工將實行混合辦公制，允許員工每周三和周五在家遠程辦公。這是中國首家大型公司推出「3+2」的混合工作制。以攜程為代表的中國的高科技公司正在積極嘗試混合辦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僅工作效率沒有下降，而且還大幅度提升了員工滿意度。混合辦公的社會效應也很明顯，不僅減少了通勤的擁堵，還有利於環境保護，家庭和諧，緩解高房價和提升生育率。

混合辦公模式，可以讓家長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小孩，減輕本來很重的育兒壓力。特別是對於有小孩的女性員工，通過混合辦公的模式，每周可以省下幾個小時的通勤時間，每周還可以有2天在家辦公。男性員工也可以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小孩和分擔家務。當然收益最大的還是職業女性，可以更加靈活的分配時間，更多地陪伴小孩和家人，從而更好地平衡家庭和工作。推廣混合辦公模式，可以緩解緩解職業女性的焦慮、減輕職業發展和育兒的壓力和衝突，提高育齡女性的生育意願。

估計效果：這部分措施能夠提升生育率4%-10%，每年多生40萬-100萬個孩子。

7）保障單身女性的生育權

非婚生子女，是指沒有合法婚姻關係的男女所生的子女。根據經合組織的數據，2018年歐盟國家非婚生子比例平均是41.3%，經合組織成員國非婚生子比例平均是40.7%。法國的非婚生子比例是60.4%，遠高於歐盟國家平均比例。美國非婚生子比例是39.6%，略低於歐盟國家和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比例。

世界上很多國家出台了一些措施來保障未婚媽媽和非婚生子女的權益。例如，法國政府為了鼓勵生育，在社會福利層面，不管是婚生還是非婚生，生育都能得到同樣的家庭補助，生育的孩子越多，補助也越多。在財產繼承方面，法國民法典規定婚生與非婚生子女享有完全同等的權利。北歐國家的女性結婚率比日本還低，但卻維持了較高的生育率。主要原因是這些國家對非婚生育比較寬容, 而政府又提供了豐厚的養育福利，讓很多單身女性願意且有能力獨立生育和撫養小孩。

在中國，雖然民法典規定：「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視。」但實際上，由於非婚生子不受法律支持，如果未婚媽媽（或單身母親）在職，本應由生育保險支付的檢查費、手術費、住院費、接生費、藥費等費用也無法報銷。很多地方規定新生兒上戶口需要向公安部門提供出生證明、結婚證等相關資料。未婚媽媽或者離異後生育的女性，因為沒有結婚證，也就無法在孩子出生後為其辦理戶口

我們建議廢除任何歧視非婚生育的政策，充分保障非婚生孩子的合法權益，包括立法保護人工授精、試管嬰兒等技術輔助生育的孩子，以及無條件為非婚生育的孩子上戶口。我們並非鼓勵非婚生育，而是認為那些有能力和意願去獨立撫養小孩的女性，應該公平地享受生育的權利和福利。

中國目前沒有關於非婚生子女的統計數據。如果保障單身女性的生育權，估計非婚生子女占出生人口的比例至少會提升2%，按每年出生人口1000萬來計算，相當於20萬個孩子。

估計效果：這部分措施能夠提升生育率2%左右，每年多生20萬個孩子。

8）允許輔助生育技術

當今社會，許多夫婦雖然想生孩子，但患了不孕不育症。2021年，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育齡夫婦的不孕不育率已經攀升至約12%-18%，他們想要孩子，就需要輔助生育技術的幫助。另外，現代職場女性要兼顧學位，事業和家庭在精力和時間上往往會發生衝突。高學歷的女性，傾向於推遲結婚，或者選擇單身。對於30多歲還未結婚的女性，他們也需要生育技術的幫助，如凍卵和人工授精，來實現有孩子的願望。

但目前在中國，輔助生育技術的發展受到一些限制。例如，原衛生部發布的《人類輔助生殖規範》（衛科教發〔2003〕176號）中規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此規定在實際操作中造成了單身女性無法使用精子庫、凍卵等人工輔助生殖相關技術行使自己的生育權。

事實上，西方許多國家都允許單身女性採用輔助生育技術（包括凍卵）。2012年美國率先對女性開放凍卵服務。2014年10月，美國兩大科技巨頭蘋果公司和Facebook宣布，將提供冷凍卵子費用作為女性員工的一項福利。根據美國疾控中心的數據，美國近年來出生人口中，有2.1%的出生人口是採用了輔助生育技術。以色列是當今發達國家中生育率最高的國家。早在上世紀80年代，試管嬰兒技術就已經在以色列得到推廣應用。到了上世紀90年代，以色列生育診所的密度已是世界第一。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為45歲以下婦女提供幾乎全額輔助生育技術補貼的國家，適齡女性無論是否結婚都可享有這種補貼，直到她擁有兩個孩子。

其實，中國許多單身女性都有凍卵需求，國內也有許多專業醫療機構具備實施凍卵的技術。但由於國內相關法規禁止單身女性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一些單身女性只好選擇在海外凍卵，費用比在國內凍卵高得多。2018年，攜程集團在公司內部啟動生育福利項目，其中包括為公司女性中高級管理人員提供10萬元至200萬元及7天年假，使她們能享有凍卵等高科技輔助生育福利。攜程也成為了中國首家提供這項生育福利項目的大型科技企業。

我們建議，治療不孕不育症的費用應該納入中國醫保。另外法律也要允許單身女性（或未婚女性）平等的使用輔助生育技術的權利。按照美國2.1%的使用輔助生育的比例，中國現在採用輔助生育的比例還非常小。如果完全開放輔助生育技術有可能達到同樣的比例水平。

估計效果：這部分措施能夠提升生育率2%左右，每年多生20萬個孩子。

9）教育改革（減少高考內卷，縮短學制）

除了直接的財務成本，中國家長為孩子升學所花的錢和精力投入也幾乎是世界最高的。這部分是抑制生育意願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從數據上來看，亞洲發達國家如韓國，新加坡，日本的生育率普遍比歐美國家平均要低0.5個孩子，這和這些國家在考試，升學，擇校和補課方面的巨大壓力是非常有關的。中國獨特的高考制度使得中國家長的教育壓力一點不比這些國家低，有統計中國學生的補課和學習的時間是全球最高的。所以降低升學和擇校的壓力會對中國的生育率有顯著的提升作用。其作用可能比前面所提的任何一項單獨的降低成本的措施都要大，但是之所以我把教育改革放在最後是因為，教育改革不僅僅是錢的問題，而是牽涉到各方利益的極其複雜的制度設計。短期幾乎沒有可能有實質性的進展。

雖然困難很大，但是我們還是要提出一些理想化的建議，作為長期改革的目標。根本上要改的是減少各種分層考試，最理想的是把分層考試放在大學畢業（相當於考研）。然後把中學階段差不多兩年的考試準備省下來。具體是要普及大學教育，推遲普職分流到大學甚至是研究生階段，取消中考，淡化高考成一種進大學資格考試，淡化名牌大學的本科教育。名牌大學的研究生院和用人單位通過大學生畢業考（也就是考研）來篩選學生。這樣就可以使得中學生不需要為了中考和高考浪費兩年的刷題時間，由此中學階段的學習可以縮短兩年，讓大部分學生可以在20歲左右就大學畢業，提前兩年走上社會或進入研究生院。

當然我們知道，上述改革是非常大膽和前衛的，是非常有爭議和有難度的，也牽涉到很多既得利益。但是如果沒有深層次的考試和學制的改革，任何局部的改革都是沒有效果的甚至會造成更大的浪費和扭曲。而且現在的教育體制不僅導致了低生育率，還造成了巨大的社會浪費和人才流失。所以潛在的改革的好處是巨大的，是值得把教育制度的改革作為長期改革的目標。比如僅僅看縮短學制的直接效應，如果大部分人能夠提前兩年大學畢業，額外的兩年對於每個人工作四十年的職業生涯來說就是額外的5%的貢獻和收入，也就是就能把整體社會的效率至少提升5%。尤其是對於高學歷的女性，多了兩年的時間，就有更多的時間談戀愛，組織家庭和職業發展。

估計效果：教育改革太複雜，未來落地的政策很難預測，其提升生育率的效果也非常難以估計，但是天花板是非常高的，可以提升高達30%的生育率，比以前任何一項單項措施的效果都大。

14、結論

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062萬新生人口計算，2021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僅為1.15，不僅低於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比嚴重少子老齡化的日本還低不少。少子化將深遠影響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創新活力、撫養負擔、民眾幸福指數乃至民族復興。人口急劇萎縮，也意味着規模效應的持續弱化和綜合國力的衰退。中國全球幾乎最低的生育率的根本原因是全球幾乎最高的生育成本，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教育，住房等因素。非常有必要通過多項鼓勵生育的政策，來大幅度降低養育成本。面對中國經濟和人口的雙重下行壓力形勢，我們建議通過鼓勵生育、增加人口，來有效緩解經濟低迷，提振社會信心。大力鼓勵生育，短期來看，有助於擴大內需、穩增長、穩就業；長期來看，有助於提升人力資源、人力資本、經濟社會活力，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提升中國的創新力和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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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有風險，投資交易需謹慎。所涉標的不做任何推薦，據此投資交易，風險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