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哪些啟蒙教科書？《百家姓》《三字經》只是其中之一

國有着源遠流長的教育傳統，歷朝歷代都對教育看得極其之重，乃至於將「教化」列入官吏考核的重要指標。

封建時代的教育，尤其是官辦教育，有着不同的目的:

首先最常見於史書的，是以培養統治者為目的的「教育宗室/貴胄」；

其次便是以培養官員為目的的、我們極為熟悉的國學、州學、縣學教育體系，但封建社會中，私學學塾往往占據了主要地位；

第三，就是以「移風易俗」為目的的廣泛興學，這一持續數千年的行動在蜀地尤為普遍而有效，從漢武帝時期，司馬相如持節入蜀、平復西南，而蜀地文學從此大興，再到北宋仁宗朝，彭乘在四川普州興學、「俗遂以變」，也開啟了蜀人治蜀的先河——教育，在封建時代，從來都被賦予了特別的政治意義。

上圖_ 民國二十五年 世界書局 精裝本銅板《四書五經》

那麼，古代是不是和現代一樣，有着專門的「教材」、乃至於有着全國通行的「標準教材」呢？

事實上，和今人想象的不太一樣，即便在古代人眼裡，「四書五經」一類的東西也屬於高難度內容，並不能作為啟蒙教材。而由於微言大義的存在，即使皓首窮經也不能通讀經典，因此，古人也往往只治一科，余者不過通讀而已。

而學習儒家經典的年紀，也往往是成年長成後最為合適。比如官學制度較為嚴密的明朝為例，地區「社學」就以識文斷字、粗通文化、了解法律為主，至多教授《論語》、《孟子》；十五歲後，優秀的學生考入地方縣學、州學、府學，按規定也只需要習一經，直到二十歲考入國子監，才會要求學習四書五經。

而早在西周時，就出現了「標準識字課本」，也就是周宣王命太史官所作《史籀篇》。如今史料記載足足有九千字的《史籀篇》已經失傳，被認為最接近的文字是《陳倉石鼓文》。

上圖_ 烽火戲諸侯

周宣王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以至於被國人殺死、共和執政的周厲王之子，也是「烽火戲諸侯」以至於葬送西周的周幽王之父。周宣王時期，雖有「宣王中興」的成就，但宗周對周圍方國控制力下降、彼此間愈加離心離德已成為無法挽回的事實。

或許是因為當時的文字已經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變化，不同地區的人們溝通交流越加困難，周宣王於是開展了「書同文」的努力嘗試，其成果就是太史官「留」所作的《史籀篇》。按照當時的規定，所有的「史童」都需要學習《史籀篇》，既能讀史又能識字。

上圖_ 秦滅六國

在春秋戰國結束後，秦朝統一天下，秦始皇下令「車同軌，書同文，人同輪」實施大一統，而其中所謂的「書同文」，就是從《史籀篇》中取字，其中的大篆改寫成秦朝小篆、確認秦篆字體在山東六國的統治地位。當時，按照要求，作出了三篇「標準識字課本」。

其中，丞相李斯所作的稱《倉頡篇》，趙高所作的稱《爰歷篇》，太史胡毋敬所作稱《博學篇》，後來這三篇被漢初的民間教師合力編纂到一起、斷其字章，於是又統稱《倉頡篇》，這是因為秦初三篇取名都是以文章內容前兩個字命名，比如殘存的《倉頡篇》開頭就是「蒼頡作書，以教後嗣。幼子承詔，謹慎敬戒。」（《爰歷篇》、《博學篇》已失傳。）三篇共計三千餘字。

《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是最早的具有明確識字課本功能的文字作品，其內容為四字韻文，前後文沒有什麼邏輯性，也不具備敘事功能，某種意義上，近乎於現代的「字典」。而漢朝人則將其擴展續編，自西漢而至東漢，許多著名大儒，譬如楊雄和蔡邕，都曾續寫過「倉頡識字課本」，而漢朝人編寫的《急就篇》、《訓纂篇》、《勸學篇》也因為內容廣博、符合時代等原因，逐漸淘汰掉了字形生僻的《倉頡》三篇。

上圖_ 倉頡，原姓侯岡，名頡，俗稱倉頡先師 ，又史皇氏，又曰蒼王、倉聖

整個漢朝，都頗受「不能識別前人文字」的困擾。這裡的「前人」並非是指的先秦古人，而是有些字在漢朝時期就已經開始失傳、無人能夠識別。因此，武帝、宣帝、元帝、成帝時期都有過「編纂字典」的行動，漢平帝更是「征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意圖將天下仍在通行使用的漢字全部記錄下來並加以分析整理，成果便是楊雄的《訓纂篇》。

而自漢以後，由於文化交流的增多，異體字的現象逐漸減少，官方組織的「斷字」活動也越來越少。

魏晉南北朝時期，民間也出現了兩套並行的「識字教材」體系：

一類是官府所承認的「官方識字教材」，譬如梁朝周興嗣所作《千字文》，文采斐然、內容雅致；

另一套則是流行於民間的「雜字書」，雖不登大雅之堂，但更加淺顯易懂、貼近生活，比如面向商人子弟的《山西雜字必讀》中有「人生世間，耕讀當先。生意買賣，圖賺利錢。學會寫賬，再打算盤。天平戥子，紙墨筆硯。升合石斗，一秤兩端。明千明兩，不哄不瞞。冷蒸熱賣，現吃現端。」包含了淳樸的民間人生觀、商業道德、經商技術等。

上圖_ 百家姓 （傳統蒙學三大讀物之一）

後者的集大成之作，便是《百家姓》，其目的是讓底層民間子弟能夠認識、書寫自己的姓氏。而書成於南宋的《三字經》，更是兩者相結合的產物，本身由民間口口相傳而成、最終由文人修改定稿，因此結合了「通俗易懂」和「內容精深」兩方面的優點，同時受到民間和朝堂的歡迎，成為了後世必不可少的標準啟蒙教科書。而「三、百、千」的啟蒙體系也就此成型，直至今天仍然經久不衰。

上圖_ 三字經 古籍

如果說「三、百、千」算得上開「通識類教學讀本」的先河，那麼《蒙求》大概算得上「典故類教學讀本」的濫觴。

《三字經》、《千字文》所包含的內容都極為廣闊，而唐人所編纂《蒙求》、《兔園策》則以典故為主。《蒙求》同樣是四字一句、上下對偶、整齊押韻、便於誦讀，以蒙學學童為主要教育目標，但其內容並非「天文地理、無所不含」，而是全部是典故，譬如「王戎簡要，裴楷清通。孔明臥龍，呂望非熊。楊震關西，丁寬易東。謝安高潔，王導公忠。」四句三十二個字，提及了八個人。

其中王戎與裴楷同為西晉名士，並包含了「鍾會論王戎裴楷」的典故；

王導和謝安分別是東晉初、末年的重臣名臣，都是東晉的力挽狂瀾之臣；

孔明、呂望分別指諸葛亮、姜子牙，是蜀漢、西周的第一謀臣，兩人在歷史上舉足輕重的地位，使得後世文學作品也常將輔助國政的賢人泛稱為臥龍、非熊；

而丁寬和楊振分別是西漢、東漢時期人，一個是關東人，一個是關西人，都是著名學者。

丁寬在學得《易經》之後東歸，其師感慨「《易》已東矣！」認定丁寬能以一己之力將《易》學的學術中心從關西轉移到關東；而楊振在東漢更是名聲赫赫，被稱作「關西孔子」，可見其地位之高。

通過學習《蒙求》一類的書籍，可以快速掌握學習大量的典故知識，因此後世模仿它創作了不少作品，比如《二十四孝》、《百孝圖》、《女二十四孝》等等。

上圖_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補註蒙求國字解》

而另一類則是「歷史類教學讀本」。中國自有教育以來就極其重視歷史教育，歷史教育一貫是教育中貫穿始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歷史類教學讀本」種類更是繁多，甚至可以說占據了蒙學的主要地位。

在這些讀本中，通史、斷代史、簡要介紹、系統介紹等各類型應有盡有，令人眼花繚亂。簡略者，如《歷代蒙求》，自天地初開、三皇五帝講到南宋，也不過千字；而詳細者，比如《史學提要》，光介紹唐朝就有千餘字，其內容詳盡至斯，以至於後世不少歷史類蒙學作品直接從其中摘抄段落。

教育是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重要方式，而流行於一個時代的教材則會影響和反映出一個時代的人生觀、價值觀。從古代「教材」的演變，我們能看到古代不同階層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所思所想，也能看到不同歷史時期觀念的轉變。

作者：楊端和 校正/編輯：莉莉絲

參考資料：

【1】《中國古代蒙學教育文化散論》 鍾坤傑

【2】《我國古代蒙學識字教材的歷史沿革》 劉艷卉

【3】《漢書藝文志》 班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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