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里那個「梁山好漢」起義成功之後

轉載自人間theLivings

在國有大銀行上班，不是個個都能升官發財的，大多數人巴結領導，不過是為了過得舒服些罷了，而她用了一種截然相反的策略，過得比我們更舒坦。

配圖 | 《黑狗》劇照

1

牛麗萍屬於那種剛到中年就完全放棄打理姿容的女人。我初見她時，她40歲出頭，矮矮的個子，臉上沒有一絲化妝品的痕跡。她總穿着行服上下班，夏天腰上的「游泳圈」隔着白襯衫清晰可見，到了冬天就罩件羽絨服，進了營業室就將羽絨服跟掛在椅背上皺巴巴的行服外套互換位置。

我和她鄰櫃（台），是因為2007年春天我所在的分理處「黃了」，撤銷網點並賬到一級支行，需要幾個月之久。當時的管理規定，儲戶賬戶掛失只能在原網點辦理，我就被安置到新城支行營業室7號窗口，和牛麗萍緊挨着。牛麗萍只辦理企業建戶，一天也就兩三筆業務，我只辦理原網點的掛失業務，一整天不開張是常有的事，全營業室15個櫃員，就屬我倆最清閒。

牛麗萍沒事時愛和對面桌的出納員扯家常。她的嗓門很大，講話直來直去，給人一種風風火火、橫衝直撞的感覺，再加上面相有點凶蠻，我作為剛入行不滿一年的新人，又是「寄人籬下」的身份，連和她搭話都有些囁喏，整天寧願貓在櫃檯里看小說，也不願加入他們用「嘮嗑」來消磨時間。

起初我在心裡把牛麗萍歸為那種泛泛之交的普通同事，卻沒想到建立友誼就是一頓飯的事。

那年入夏的一個中午，我把「暫停辦理」牌撂到窗口前，取出飯盒要去食堂，牛麗萍忽然轉過身來對我說：「咱出去吃，跟我們下館子去！」

我之前聽見牛麗萍說要請出納員老馬、老胡喝酒。我自覺和他們還沒混熟，人家不過是客套幾句，就想說兩句託詞推掉，但牛麗萍接下來的語氣帶着不由分說的味道，我只好乖乖地跟在他們仨屁股後面出了行門。十幾分鐘後，我們在一家驢肉館裡落座，牛麗萍一連點了好幾道硬菜，還要了兩瓶白酒。

幾杯酒下肚，我聽出來了，原來是老胡托人幫牛麗萍辦妥了她兒子進重點小學的事。那所學校是當時本市最好的小學，距離新城支行只有幾百米的距離，牛麗萍接送孩子都順道。牛麗萍千恩萬謝，連連舉杯，老胡、老馬也不含糊，一直喝到下午兩點多。牛麗萍在酒桌上巾幗不讓鬚眉，把老馬和老胡都喝得有點高了，就連我這每次乾杯都「養魚」的選手，也感覺腦袋暈暈乎乎的。

眼看早就過了下午上崗時間，我心裡發毛，連連說該回去了。牛麗萍結了賬，幾人穿過七扭八歪的小路徒步回支行。我和牛麗萍走在前面，腳像是踩在棉花上。

「我兒子長大能有你這個頭就好了，我要早點要孩子，現在都和你歲數差不多嘍！」牛麗萍帶着醉意又說，「你一個大小伙子剛上班，老家不在本市，又是嬌生慣養的獨生子女，一個人吃飯肯定是對付！以後凡是我們出來吃飯，都帶着你。」

原來「牛姐」早就把我當朋友了，我感動得一塌糊塗。從那次喝酒之後，我才知道，那年她44歲，是個單親媽媽，離異後獨自拉扯孩子，由於晚育，兒子剛要上小學一年級。

2

7月份，撤銷的網點並賬完畢，我留在新城支行營業室做綜合櫃員，調換了窗口，儲蓄業務非常繁忙，我和牛麗萍的接觸變少了。

沒想到1個月後，牛麗萍突然就成了全市行無人不知的「風雲」人物。

一天上午，我正忙着辦理業務，一張紙忽然擺在我眼前。

「簽個名兒！」牛麗萍板着臉站在櫃檯側面，還是用那種不容置疑的語氣對我說道。

遞到我面前的是一張90年代寫文章用的稿紙，密密麻麻布滿幾十個人的簽名，都是營業室員工的名字。另有幾頁紙掐在她手裡，從紙背透出的痕跡看，像是手寫的材料。我雖然一腦袋問號，但牛麗萍凌厲的目光盯得我心裡發毛，也不敢問。

「大夥都簽了，能有啥大事！」我心裡暗自思忖，隨手簽上自己的名字。牛麗萍也不說話，一把將紙抽回去，轉身就出了門。

第二天一大早剛上班，營業室劉主任就把我叫到辦公室談話，開門見山，劈頭蓋臉一頓責備：「你這小子才入行幾天，就跟着瞎摻和事，專往大行長肺管子上捅，不要前途了？……有啥意見和姐說一聲嘛，咱找個合理的渠道反映。」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如墮五里霧中，一問才知道——原來牛麗萍昨天攥在手裡的，是一封寫給省行的舉報信，舉報對象就是時任新城支行一把手的李行長。

得知自己簽字的聯名信是告李行長的，我心裡惴惴不安，也很不舒服。一方面是因為參與狀告大行長，以後肯定沒有好果子吃，另一方面，我對李行長本人是很有好感的。

剛進新城支行聚餐時，我曾作為大學生代表給3位行長敬酒，連幹了3個半杯白酒，沒過多久就斷片兒了，轉過天來一睜眼，發現人躺在會計主管家裡。主管告訴我說，我敬酒回來一頭趴在桌上，不一會兒就開始嘔吐，弄得滿地、滿身儘是污穢，兩位老大姐幫我擦了好久。散局出飯店門時，正碰上李行長，他見我被倆人架着，主動說要送我回家。誰想到進了租住的小區，我只記得哪棟樓，卻怎麼也說不清哪個單元。半夜三更的，李行長只好把我又送到主管家住了。我聽了十分羞愧，連連道歉，主管笑着說：「在我這丟人現眼不要緊，你得趕緊去找李行長道個歉，挽回一下大行長對你的印象。」

說來也巧，我那天趕到單位時，正好撞上李行長下樓，還沒等我開口，他就當着大夥面指着我說道：「你就是昨天晚上喝得啥也不是那小子吧？」我更加羞怯，舌頭連連拌蒜。李行長寬宏大量地拍了我兩下肩膀笑道：「小伙子身體可以，喝成那個熊樣還能爬起來上班。」李行長的寬容、幽默打動了我，再加上他高大魁梧的身材像極了老電影裡的正面人物，我打心眼裡覺得他一定是個好領導。

「我看李行長挺和藹親切的呀。」後來我假裝不經意地和牛麗萍聊起這事，她眼皮都沒抬一下，反問我：「親切和藹和以權謀私有啥聯繫嗎？」

這一句話把我懟得愣住了，思考良久，竟無言以對。

牛麗萍狀告李行長的理由是「新城支行效益工資分配不合理」。

2006年我入行那會兒，大家還沒有效益工資的概念，全行都是吃大鍋飯。每月工資到手7、8百，副科比員工多開2百多，正科比副科多開3百多，行長也就開3千出頭。我交完3百塊房租，剩下的錢比念大學時的生活費還少，到月底褲兜比臉還乾淨（但並不妨礙整天傻樂呵）。

2007年，省行引入績效考核制度，員工收入差距拉大，「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矛盾開始逐漸展現。

牛麗萍認為，新城支行的企業戶賺的效益工資都分給了客戶部，導致客戶部工資總額奇高，每月人均上萬元，而一線服務的營業室每月人均只分得幾百塊，這是非常不合理的事。其實營業室的人都覺得不公平，早有怨言，但這畢竟大夥的事，不是針對某個人，誰也沒想到牛麗萍會站出來當出頭鳥，大動干戈組織營業室全體員工聯名狀告李行長。

3天後，省、市行監察部抽調人員組成聯合調查組，赴新城支行開展工資專項檢查。1周後調查組得出結論：「李行長在新城支行工作期間，工資管理和發放並無重大違規問題。」但李行長還是被調離新城支行行長崗位，去了沒什麼油水、還得罪人的市行風險管理部。有傳言說是市行行長考慮到舉報信上署名的員工太多，擔心李行長在新城支行之後工作不好開展，才做出這樣的安排。從此以後李行長仕途坎坷，幾年後年紀尚輕的他又被調整為沒實權的省行巡視員，直至退休。

實名舉報這東西，以結果論英雄，成功了就叫「起義」，沒成功就叫「造反」。李行長剛一調走，原來的溜須拍馬、前呼後擁，馬上變成牆倒眾人推。關於李行長的壞話漫天飛，人人都夸牛麗萍有膽量、有能耐，替大夥出了一口惡氣。牛麗萍告走支行一把手的傳聞在全市行系統內傳得沸沸揚揚，她的大名無人不知。

這年四季度，新城支行營業室一連3個月都發了6、7千元的效益工資，員工們一個個樂得合不攏嘴，牛麗萍徹底成了大家交口稱讚的「梁山好漢」。

3

李行長走後，市行空降原機構部宋處長接替新城支行行長位子。他到任第一天，就找牛麗萍單獨談話，隨後，牛麗萍被調離櫃員崗位，去匯銀分理處，任大堂經理一職。

這個安排讓當時還是職場菜鳥的我感到大惑不解。出納員老胡晃着腦袋解釋說：「新行長高（明）啊！知道能發動幾十人聯名告狀的老牛不是善茬，調她離開熟悉的環境，免得再起風浪，這是打一巴掌；脫離櫃員崗位當大堂經理，相當於提職了，又是給了一顆甜棗。高！實在是高！」

牛麗萍去匯銀分理處是她自個挑的，那是本行全轄區除營業室外離她兒子就讀的小學最近的網點，這樣她既能賺到錢，又不耽誤照顧孩子。

從此我和牛麗萍的見面的機會就少了。

2008年夏季的一天，我早上剛「平完庫」，還沒開始辦業務，就聽勾挑員說：「匯銀分理處罷工了！」

我覺得到這事不簡單。那會兒銀行網點過年都不休一天，臨時停業要有正當理由提前上報省行備案，無故停業屬於嚴重違規。更何況，網點系統沒有簽到，省、市行運營部是能夠實時監控到的。罷工這事兒被上級行領導知道了，宋行長就算不挨頓狠批，也會被認為管理能力差而顏面掃地。

消息傳到領導層，分管運營的田副行長急了，來不及喊司機取車，一路小跑往匯銀分理處奔。

匯銀分理處的捲簾門撂下一半，粘了張打印着「網絡故障」的紙。櫃檯裡面靜悄悄的，只有正、副主任和會計主管3位中層幹部正在面面相覷。

匯銀分理處吳主任向田副行長報告說，分理處所有櫃員、勾挑員同時請假，沒來上班，罷工的組織者是牛麗萍。後腳趕來的辦公室秦主任分別給幾個櫃員打電話，好言好語勸慰讓他們先來上班，有事好商量，沒想到竟被一一拒絕了。

田副行長只好親自給牛麗萍打電話。牛麗萍似乎早有準備，沒過多久就進了分理處的門。通常員工見了行長氣場弱三分，牛麗萍可不吃這套，開場就霸道地說：「匯銀分理處效益工資分配有問題，得重新分！」

田副行長示意去主任室單獨談話，門一關上，牛麗萍就掰着手指頭歷數起吳主任的「罪狀」來。

吳主任的父母都是我們銀行系統的行長，他本就是愛酒貪玩、坐不住板凳的性格，升任網點主任後，一直都是做甩手掌柜。匯銀分理處副主任和他很對脾氣，私人關係很鐵，吳主任早上來單位點個卯，就開車帶着她去「遛彎」。沒正副主任坐鎮，分理處的大小事務都落到當大堂經理的牛麗萍身上，忙得她腳打後腦勺，一天下來累得要死不說，管理上的事讓非中層幹部身份的她頭大得很。

牛麗萍跟吳主任反映過情況，吳主任當時說：「這事好辦，我讓大夥都聽你吆喝不就得了？再說，分工資時也不會虧待你的。」

聽到多勞多得，牛麗萍也就沒再說啥。誰想真的等到分效益工資的時候，牛麗萍看見正副主任都發了2萬多的績效，自己卻只有3千多，櫃員和勾挑員更是只有2千元。一個季度下來勞心勞力，只換得比一般員工多1千塊，而「大撒把」的倆主任的所得竟是自己好幾倍，牛麗萍心底的火蹭地躥了起來，直截了當地問吳主任為啥給自己效益工資發這麼少？

吳主任沒料到牛麗萍敢於當面問這個問題，被嚇得一愣，反應了幾秒鐘才說：「主任係數高，多賺正常啊！」

「正科係數1.5、副科1.3，我是大堂經理1.2。怎麼會差6、7倍呢？」牛麗萍是個懂行人，字字「叨」在理上。

「我們有營銷計價的。」吳主任尷尬地又解釋說。

「支行下發的計價有明細表，拿出來讓我看看唄？上級行規定，績效工資有公示制度，每個員工都有權利看工資分配明細。」牛麗萍句句話都戳到吳主任的麻筋上。

吳主任回屋半晌拿出一條紙，上面只有韭菜葉寬的一細柳表格，是牛麗萍的工資明細。

「我要看支行下達到咱分理處的總數和每個人的分配明細！」牛麗萍不依不饒。

吳主任從來沒被下屬如此質問，終於忍不住爆發了：「你考試懷疑差分，能查自己的卷子，還讓你查別人的不成？」

牛麗萍也不甘示弱：「吳主任，你可別蒙我了，這可是兩把事！按照工資公示制度文件規定，你不貼出來公示，也應該讓全員簽字才行！」

牛麗萍非要看全分理處員工的明細，吳主任就是不給她看，僵在這個問題上誰也不讓半步。倆人從你一言我一語變成激烈地爭吵起來。

「就不給你看，愛哪告哪告去！」最後，吳主任一拍桌子，走人了。

牛麗萍一聽這話就炸了廟！不知道她後來和別的同事是怎麼交流的，總之才幾天時間，匯銀分理處的4個櫃員、2個勾調員，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同時不來上班了。

牛麗萍向田副行長反應完情況後，又說，最好讓她和宋行長嘮嘮，支行這個層面解決不了的話，她再找市行和省行。

田副行長和宋行長反映情況後，宋行長果然親自「召見」了牛麗萍，兩人交談後，匯銀分理處當天下午就恢復了正常秩序，辦起業務來。

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匯銀分理處「罷工」傳得盡人皆知，很傷吳主任面子。吳主任是部隊幹部出身，他無法理解一個小小的普通員工竟敢不聽號令，還帶頭「造反」。他堅持認為是自己倒霉，攤上這麼個愛挑事的員工，換別人當主任，牛麗萍照樣會鬧事。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罷工」的影響，宋行長在一次業務推進會上，講完業績後，又特意強調了管理：「咱們行的經營管理壓力與日俱增，當主任想讓手下人心甘情願地操練起來，要講究些方法。其實無外乎梯子、票子、面子這些東西，總得給人家點指望嘛……」

吳主任應該是聽懂了這番半批評半點撥的話，在管理方法上「上心」了些，也願意「讓利於民」了，後來行里不再把刺頭式的員工分給他，這樣直到10年後，他晉升的梯子斷了，才又重啟了「大撒把」的管理模式。

牛麗萍在效益工資分配上一連掀起兩次大浪，並非無理取鬧。工資和費用的痼疾是銀行網點普遍存在的現象，源自「天然缺陷」——總行就沒給「營銷客戶費用」的列支項目。在本市銀行業不知道哪位經理第一個想出「給返點」的營銷手段後，這股風氣逐漸蔓延開來，全行業形成了「賄賂」客戶的特殊風氣。養刁了嘴的貴賓客戶都學會了「貨」比三家，基層銀行為搶奪客戶，不得不掏出真金白銀，想出五花八門的方法「串」工資、費用。給客戶多少返點，全憑營銷人自己掌握，剩下的落到經手人兜里在所難免——吳主任做得過了頭，這事上級行只是佯作不知而已。

牛麗萍顯然已經不能和吳主任共事了，去其他分理處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一旦主任哄不好這「茬子」，大規模「罷工」可能會風雲再起。於是領導先讓牛麗萍休了年假，有傳言說行里給她一次性補發2萬元的績效工資，她領着兒子去新西蘭旅遊。

休假期滿後，牛麗萍被調到新城支行運營管理部，從此坐了機關。

4

牛麗萍在運營管理部負責檔案管理，這清閒的崗位本來就有人負責，牛麗萍每天就是刷臉考勤，幾乎不用她幹活。

鐵打的銀行，流水的行長。2015年，宋行長回市行高就了，新來的鄭行長接替了新城支行一把手的位子。當時鄭行長任職年限不夠，屬於副處級代理行長主持工作，將來還要走一步「履正」的程序。

新官新氣象，鄭行長上任後，燒起來的第一把火就是增加員工預發效益工資，全體員工的月收入一夜間提高近千元——預發工資是先發一定數額的效益工資，一年下來後，按照個人創效業績多退少補。

當時新城支行的業績全市排名倒數第一，預發的上百萬績效工資肯定是賺不回來的，分管工資的副經理委婉提醒了鄭行長。鄭行長哈哈一笑說：「新班子新氣象，要對未來的業績有信心嘛。」

按慣例，行里預發多了是不會找員工倒扣錢的，這個「朝三暮四」的政策很得大家歡心。有點消息渠道的人都知道，鄭行長是市行一把手岳行長的愛將，憑倆人的鐵哥們關係就能憑空要出一筆巨額的工資。

然而舒坦日子沒過幾天，這年國慶假期剛過，總行一紙調令，把岳行長調到外省任職。鄭行長火燒火燎地着急起來，從不加班的機關部室，起早貪黑、加班開會，一連出台一大堆方案，要猛衝業績。

考核方案增加了「項目管理」和「客戶管理」兩個專項激勵政策。項目管理規定：大額存款、基金、保險等重點業務可以大幅追加「計價」。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沒幾個月時間，新城支行的存款、貸款、基金、保險等重點業務一路高歌猛進，完成了全市24家支行排行榜上從末尾變第一的奇蹟。鄭行長被巨大的成就感包裹，逢大小會議，總要大談特談新城支行業績如何優秀，做了哪些大項目，一方面確實提振了全行員工的士氣，但另一方面也暗中推高了大家多發績效工資的心理預期。

2015年年終決算前夕，儘管新城支行對公、對私條線的效益都拿到全市第一，可算總賬時一「軋差」，絕大多數員工效益工資卻是負數，反還欠了行里上千塊——原來那些大項目、大客戶都是加碼獎金買來的，支行掏的「計價」是市行的好幾倍，差額的窟窿只能用全員效益工資來填。也就是說，新城支行業績節節攀升的同時，員工們的工資是不斷縮水的。

熱望落空，大家都很失落，轉過年來的日子更難過。2016年，鄭行長面臨競聘壓力，彼時全市行共有6名主持工作的副行長，「履正」名額卻只有4個。要是岳行長在位，他「履正」是板上釘釘的事，可換成了關係一般的新領導，他就心裡沒底了。新城支行頭一年業績高，第二年如果來個大滑坡，往小了說是「經營能力不行」，往大了說是「不給新行長面子」。吃了上一年預發工資過高的虧，新城支行不得不縮減了「員工預發」，每人都從1千5降到6百。員工月入少了，基層開始泛出抱怨的雜音。

好在，大多數員工認為平時預發少了，年底剩下的肯定多。

到了年底，新城支行連續兩年問鼎全市綜合考評冠軍，兄弟行都說新城支行的員工「掏上了」，傳說人均工資10萬、15萬的版本都有。實際上，為了沖業績，那年追加的專項獎勵更多，到了年底一開「盲盒」，普通員工只發了1、2千塊的績效工資。再開大會，等鄭行長在台上大談成績時，下面就有人發牢騷說：「業績再好也和咱老百姓沒關係，還不是每月2千5？」

當然，私底下嘀咕，發發牢騷是沒有大礙的，全行近200名普通員工，賺得少是大夥的事，哪個敢出頭呢？

可牛麗萍敢吶！

5

2016年底的一天，我正埋頭給3位行長趕述職報告，忙得快急出火連症了。忽然，一個人門也不敲，猛地推門撞進我的辦公室來。

我抬頭一看，是好久都未照過面的牛麗萍。

「喲，牛姐來了，稀客啊。」我趕緊起身幫她扯過一把椅子。

「你幹啥呢？」牛麗萍也不打招呼，用高八度的聲音問我。

「給領導寫總結呢，咋了？」我把食指放到嘴唇前，眼睛瞥向隔壁行長室，示意她小點聲，別讓鄭行長聽見。

沒想到這個舉動反倒捅了馬蜂窩，牛麗萍扯着嗓子高聲道：「你別寫了！等開述職大會時，我上台幫行長總結總結，找找老百姓為啥掙這麼少的原因！」

「噓，小點聲……」我明白了，牛麗萍這是在故意「唱」給鄭行長聽呢——鄭行長的辦公室就在我隔壁，我不由得慌亂起來，趕緊把她往門外推。

「怕啥？敢做還不敢當？新城支行都讓他禍禍成啥樣了？」牛麗萍被我推出門，也不計較，一邊往電梯走，一邊在走廊里大聲喊着。

牛麗萍的目的顯然達到了——述職大會沒幾天就要召開了，起碼會有市行副行長級別的領導參加，萬一丟了丑，可不得了，鄭行長如坐針氈。我在機關蹲得久了，漸漸也悟出些厚黑的道理來。我覺得牛麗萍未必會像她說的那樣做，舉報這玩意，有時候是用來「拿住」領導的，弓拉滿了最嚇人，一旦箭真的射出去，反而失去了威懾力，引而不發，才能搏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我都能參破的門道，常年擺弄人的鄭行長就更不消說了，也可能他覺得「一告就靈」的招數屢試不爽會引更多人效尤，到時候豈不是反了天了？

對於銀行普通員工來說，效益工資分配簡直是「十大未解之謎」之一。支行年初制定的各種考核方案、圖表加上1年間的各種補丁文件，摞起來比《新華字典》還厚。就算有人下功夫研究透了，也掐算不出這一年下來到底能掙多少——支行搞得再好，逢着上級行拉胯，也未必能拿到錢；更何況就算是明碼標價的「重點產品計價」，上面也常朝令夕改，不是打折就乾脆賴賬。

雖有表面上透明的公示制度，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業績高的人將自己的業績分散記到別人名下，等發工資後再私底下收回現金，既避稅，又避免仇富——這也是個別員工到手工資2千塊，公積金卻有4、5千的原因——擔效益工資的人本來就是死黨，還有增加公積金這實打實的好處，自然嚴守秘密，爛在肚子裡都不可能說出來。平常人就算知道這裡面的貓膩，卻很難抓到把柄。

按照常理，牛麗萍這個級別的員工是不可能掌握支行效益工資發放的內幕和證據的，沒有真憑實據怎麼告狀？

鄭行長想探探牛麗萍手裡到底掌握什麼證據——員工要告狀不是啥光彩事，知情人越少越好，先前牛麗萍在我辦公室指桑罵槐，本就瞞不住我，鄭行長就讓我去探探她什麼口風。

這個任務本來有點難辦，但我吃准牛麗萍要告狀的話，會趕在營業室下班後扯人商量，守株待兔幾天，果然候到她坐在營業大廳的等候椅上和幾個營業室的老員工談論着什麼。我沖牛麗萍招招手，示意讓她過來說話。

「全轄14家城區支行我打聽遍了，業績中游的支行普通員工每月4、5千，年底發1萬，咱行排第一，員工一個月2千3，年底才給千八百的，打發要飯的呢？」牛麗萍直截了當地說。

「就這？」我心中暗自嘀咕，「這只是一種現象，並非實質證據，莫須有的罪名舉報，監察部門大概率不會受理的。」

牛麗萍應該早就看出來我是來替鄭行長探她幾斤幾兩的，冷笑了一聲道：「省行發的年終獎是按照人頭下來的，人均5千元，這錢行里發了嗎？等述職大會那天，我就在咱行門口拉條橫幅！」

我倒吸一口涼氣，立刻覺得事情嚴重起來——省行年終獎雖然不多，確實帶人均的「帽」下來的，新城支行近200名員工人人有份，這錢已經被用來去堵這一年來賠本買業績、欠市行100多萬績效工資的窟窿了：比如賣保險，市行給100萬，我們支行自己定給200萬，工資在市行那裡是敞口的，想要多少隨便，年底一「軋差」，支行就會欠市行100多萬，正好省行給了人均5千的年終獎，200人正好100萬，就還給市行，不給員工發了——也就是說，相當於普通員工的績效被個別營銷人員和客戶賺走了，年終獎一分錢沒發，是一告一個準的事！

我原原本本地向鄭行長複述了一遍牛麗萍的思路，鄭行長思忖片刻，吩咐我給牛麗萍打電話，說有時間的話讓她來行長辦公室一趟。牛麗萍如約而至，兩人關上門談了很久，內容不得而知，我只聽到這場漫長的對話，最後是以鄭行長爽朗的笑聲收尾的。

分管監察多年的經歷，讓我見識了各種各樣的舉報——競聘公示被舉報；工程招標被舉報；分兩箱蘋果沒帶休長期病假的人的份，竟也被寫舉報信……這些舉報無一例外都是匿名的，後來大多不了了之。而實名舉報，就意味着舉報人死磕到底的決心，上面下來調查一番，即便沒查出啥問題，被舉報的人，也終歸會給市行領導留下不好的印象。

牛麗萍吃准了領導「對羊顯凶獸相，對凶獸顯羊相」的馭人術，又有把李行長拉下馬的赫赫戰績，成了歷任領導誰見誰忌憚的狠角色，不但不敢正面硬剛，還在利益分配時格外注意不讓她吃虧。

以前牛麗萍還堅持每天刷臉（考勤），從那次和鄭行長談話後，她就再沒來上班過，有知情人透露，她雖然不來上班，但工資是正常發放的。

相比多賺錢，我更羨慕有大把閒散時間可供「揮霍」的人。我要是能像牛麗萍這麼瀟灑，不用上班也有工資拿，早就放飛自我跑到天涯海角旅行了，做夢都能笑出聲。

就算是從職業角度看，牛麗萍也是「成功者」——在國有大銀行上班，不是個個都能升官發財的，大多數人巴結領導，不過是為了過得舒服些罷了，而她用了一種截然相反的策略，過得比我們更舒坦。

6

就這樣，牛麗萍在大家的視野里消失了。

其實，自打坐機關後，「牛姐」就從「帶頭大哥」搖身變成既得利益者，不再代表普通員工發聲了，昔日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聲望一落千丈。她消聲後，新城支行仍不乏對某些現象不滿的舉報者，但無一例外全部都是「匿名」的，舉報信的效力與當年牛麗萍掀起的風浪有天壤之別，幾乎沒能起到什麼效果。

一次，一位同事看到自己那「仨瓜兩棗」的效益工資到賬後，氣得飛起一腳踢在樓梯欄杆上，把鞋都弄壞了。兩名櫃員嘀咕說，要是牛麗萍還在營業室，「上面」恐怕不敢給基層發這麼少的「績效」。當年要和牛麗萍一起扯橫幅的搭檔，嗤了下鼻子，說：「想多了吧？人家老牛是得了錢又上了樓（機關），咱這站腳助威的可是啥好處也沒撈到啊。」

我不由得暗笑，這純粹是「站着說話不腰疼」——牛麗萍轟轟烈烈的「勇者斗惡龍」，最初也許是發於義憤，怎奈「惡龍」明里暗裡給她的財寶實在是太過誘人：補發高額工資、無限期帶薪休假……對本來就無升職可能性的打工者，肯定是「誰跺誰都麻」。

檔案管理的崗位原來由一個人負責就很清閒了，牛麗萍不來履職，也沒啥影響。運營部經理知道這老大姐的厲害，既然鄭行長都不問，他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普通員工的小心思最簡單——分理處的人眼紅賺錢多的，機關的人就攀看誰更清閒。既然上不上班都賺一樣的錢，同崗管理檔案的老王不幹了，隔三差五找運營部門經理磨叨，經理沒法子，只好反映給鄭行長，鄭行長也沒廢話，直接祭出簡單、粗暴卻最有效的辦法——每月給老王多發1千元效益工資，立馬堵住了老王的嘴。

全市行範圍內不上班的員工不少，多少都有點背景，有的人隔一段時間來單位打卡，說明自己至少沒因為幹什麼違法亂紀的事情被抓進去，有的人開病假條常年泡病號，到期續補。2017年盧行長任市行一把手後，對員工管理越收越緊，市行統一規定，病假條必須是三甲醫院開的，這樣一來，泡長期病假的難度就大得多了。

一次市行人力資源部在例行抽查中，發現新城支行常年不刷臉考勤的員工居然有20多人，扣了不少考評分。鄭行長對此大為光火，開了碰頭會，讓綜合部王副經理給不考勤的員工挨個打電話。他嚴厲地部署道：「你就說是我說的，必須按時考勤，不然就把他交到市行監察室去！」緊接着，他話鋒一轉，又叮囑道：「牛麗萍的情況有點特殊，你可得盯緊了，每周聯繫兩次，發現異常情況馬上報告！」

我心裡納悶，好久沒和牛姐聯繫了，只道是她和那些不上班的人一樣泡病號，但聽鄭行長的話，似有弦外之音，難道她出了什麼事？

散會後，我對王副經理說：「你要是不好意思和牛姐說，我可以和她先嘮嘮，我倆關係還不錯。」

王副經理笑了：「關係再好也沒用，人家正在新西蘭蹲移民監呢！」

我聞言一怔——鬧了半天，合着被蒙在鼓裡的是我啊！那陣子行里正天天吆喝着讓員工上繳護照，牛麗萍作為在國有銀行在職員工，跑到外國長期不歸，難怪鄭行長憂心忡忡。

「牛姐跑外國幹啥去啦？」我問。

王副經理樂了：「你以為牛姐那麼能耐的人不上班在家干待着呢？人家是辦大事呢！」

王副經理說，牛麗萍的兒子升入重點初中後，成績下滑得厲害，進重點高中基本上沒指望了。學習不好又逢着沒大錢、沒背景的家庭，孩子前途一片渺茫，這可把望子成龍的牛麗萍愁得不行。這兩年國內霧霾厲害得很，冬天不帶口罩出去轉一圈回來，吐痰都是黑灰色的。行里很多人都被2015年熱播的《穹頂之下》震動，掀起一波購買防PM2.5口罩和空氣淨化器的熱潮。之前去新西蘭旅遊時，那個小小島國清新的環境重新浮現在牛麗萍的腦海，她還聽說新西蘭的高中課程簡單，幾乎只相當於國內的初中水平，移民條件又相對寬鬆，就動了送兒子出國留學的念頭。

下定決心，說干就干，一番折騰下來，牛麗萍不但辦妥兒子的出國手續，甚至找了本市的一家慈善機構，硬生生為成績不佳、自費留學的兒子拉了一筆助學金。

作為普通工薪階層的單親媽媽，牛麗萍不窮也不富，就算賣掉房子、掏干全部積蓄，也不夠兒子在新西蘭讀完高中和大學的全部花銷，要在當地找個華人家庭幫帶孩子，是要付一筆不菲的報酬的，思來想去，她決定去給兒子當陪讀，順便在那邊打工賺錢。

所以她長期缺勤，是沒有經過行里批准就去了新西蘭，由於這事違規，極少有人知道。王副經理告訴我時，她已經湊夠天數拿到了居民簽證，再蹲兩年移民監，就可以申請永久居民簽證了。

「牛姐真是人生贏家啊！」聽完王副經理的講述，我扳着手指頭替牛麗萍算賬，「人家從業前20年時，國有銀行是一堆人干一個活，又輕鬆又體面；後來等一個人干一堆活、為了營銷尊嚴盡失了，牛姐又開啟不用上班的『躺賺』模式，臨到退休，又出洋去享受藍天白雲嘍。」

「這些年來咱行對牛姐是夠意思了，但人這東西，養尊處優慣了，一旦吃起苦來可不是一般的難受。」王副經理意味深長地說，「人家洋老闆可不像咱銀行一樣慣着她嘍。」

王副經理說，在我羨慕牛麗萍不上班也能領工資、悠哉悠哉享受生活的同時，她正吃着從來沒吃過的苦——她去了新西蘭，人生地不熟，靠一個個單詞往出蹦的散裝英語交流，體面的工作是找不到的，這兩年來，她當保姆、清潔地毯、剪草坪，什麼髒活累活都干。

王副經理按鄭行長叮囑，每周和牛麗萍「例行溝通」，她說，「牛姐」從前在銀行「天不怕地不怕」的悍勇已經蕩然無存，在微信里總像祥林嫂般大倒苦水——新西蘭嚴格執行8小時工作制度，在正規公司打工時間一到，想多干也不成，為了多賺錢，她只好偷偷私底下再打第二、第三份工；還有那種華人身份的「二老板」，對待打工人很苛刻，經常以各種藉口少給，拖發報酬；老外也不都像電影裡演得那樣紳士，她給酒店清潔地毯時 ，有老外一口痰就直接吐在上面，她就得蹲下去清理，噁心極了……「牛姐說，每天回到租住屋裡，渾身上下沒有一處不酸疼的。迫於生活的壓力，她前段時間和一個60多歲的新西蘭老頭結了婚，這樣好歹能省下一筆租房的開銷」。

尾聲

2018年秋，牛麗萍終於捱到退休年齡，鄭行長親自督辦了她的「內退」手續後，終於鬆了一口氣，大有一種玉帝送走大鬧天宮的孫猴子的——「再見了您！」——的感覺。沒有最後一次聚餐，沒有歡送儀式，牛麗萍悄無聲息地告別了她的銀行從業生涯。聽說她打算只拿新西蘭永久居民簽證，不爭取新西蘭公民身份，這樣就能中新兩國來去自由，是最合算的選擇。

我和王副經理感嘆時光飛逝：「一晃牛姐就退休了，也不知道現在她過得咋樣。」

「過得可不咋地。」王副經理說。

「不就是干體力活、賺錢交稅混永久居留權嗎？吃幾年苦，等拿到綠卡就能享受社會福利了，再加上銀行的養老金，不是舒坦得很嗎？」

王副經理搖搖頭說：「不是那方面的事。」

「那還能有啥事？」我問。

王副經理抿着嘴笑，微微地搖着頭說：「俺們姐倆聊的女人的事，就不告訴你了，有些話不方便和你們男同志說呢。」

我反而好奇了起來，非要刨根問底。王副經理猶豫了一陣子才說：「其實牛姐找的那個新西蘭老頭在當地不過是一個比流浪漢強點，就是個靠領政府救濟金過活的人，一把年紀還有性虐待的怪癖，弄得牛姐身上常年青一塊紫一塊的……」

「這事換別人能忍，就憑牛姐的爆脾氣咋能受得了呢？」我有點不信地說。

王副經理聽了沒做聲，拿起手機翻到她倆的幾則微信聊天記錄，遞給我看。

我瀏覽了一下，都是牛姐對那新西蘭老頭整天酗酒、罵人、虐待她的訴苦。王副經理順話音爬，勸她說不行就回國，反正永久綠卡來去自由，何必遭那個罪，牛姐又是一番絮絮叨叨，說什麼還沒拿到永久綠卡，孩子自己在這邊讀大學不放心，萬一孩子留在這邊工作呢，「想多賺點錢幫他買房」。

王副經理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為了她那已經躥到1米86的兒子，她認為除了忍耐下去，也沒啥法子。」

（本文人物均為化名）

編輯 | 唐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