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筆下的遺風陋俗：前行之礙與精神重負

老舍喜歡把風俗寫入自己的作品中，老舍的高明之處在於他不是把風俗簡單地鑲嵌到自己的作品中，並且也不是作為簡單的渲染生活的氣息，他是由表及里，深入開掘，採用別出心裁的樣式進行寫作。老舍作品中的民俗描寫是為表達文章的主題服務的，更好的突出人物的性格。老舍作品中有展現民俗的積極向上的一面，比如說一些具有中國傳統節日民俗中秋節、端陽節、春節等，同時也展現出民俗的消極的一面，比如一些遺風陋俗。老舍展現民俗的積極的方面正是為了揭示我們民族中積極向上的一面，遺風陋俗正是作者所要揭露和想要改造的一面。

陋俗的真實揭示

「陋俗是摧殘人民身心健康，對社會發展進步和諧文明起破壞作用和阻礙作用的民俗。」現實生活中的陋俗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在生產力低下的時代產生的陋俗，社會進步了，但是舊的民俗被保存遺留下來，表現出愚昧落後、阻礙社會進步的性質。第二種情況是普通的民俗在實行的過程中，由於人為的原因，超出了正常的限度，就變成了陋俗。老舍在其作品中呈現出民風陋俗，揭示陋俗產生的社會原因，針對民族的弊病，尋找一條易於民族發展之路。

老舍是北京民俗文化的欣賞者、接受者以及表現者，同時老舍也清醒地認識到民俗文化中的落後因子，老舍對民俗文化中落後的因素進行批判改造，只有這樣，民俗文化才能發揮建設與創造的重要作用。老舍客觀地表現北京風俗文化，做出了自己的價值判斷。老舍曾說：「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隸」，他又強調：「一個文化的生存，必賴它有自我的批判，時時矯正自己，充實自己。」老舍清醒地認識到，民俗文化所包含的生活習俗、民間風物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心態等等，都是隨着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的發生變化的，大量舊時代遺留下來的陳腐、落後的東西，也應該予以清除。

老舍在作品中對落後的民風民俗進行了揭露，包括落後的社會民俗、歲時節日民俗、娛樂民俗。

一、在禮俗中迷失：落後社會民俗

社會民俗就是前文中所提到的人際交往民俗，包括個人舉止禮儀和社會社交禮儀，同時還包括民間的人生禮俗，例如誕生禮俗，老舍作品中對社會民俗描寫有其積極健康的一面，同時又有揭露和改造的方面。

老舍對旗人「殘燈末節」的禮節進行了揭露。旗人在國家行將就亡之際，沒有忘記繁縟禮節。在清朝末年，滿族旗人過得是『有錢的真講究、沒錢的窮講究』的生活。婦女要是去送親，必須置辦好行頭，那個年月旗人的生活都不怎麼好過，還要硬撐起門面。小說中提起最多的還是大姐的婆婆和公公，他們家每到年關日子總是不怎麼好過，但是他們夫妻二人還是那麼的愛面子、講究排場，大姐的婆婆不管門口有多少雞爪都不怕，只要有「鐵杆莊稼」的頭銜在就可以了。大姐的公公雖然是一位武將，但是提槍上馬的事情他是從來不會談起的，提籠架鳥倒是他的強項，有時也唱唱戲，偶爾還「粉墨登場」。「我」的姑母也是晚清的一位孤孀，她每天總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她每次談話總是以旗人的太太自居，領着國家的空餉，不知愁苦，旗人的安逸生活使她們忘記了家國的概念。但是在這部作品中也有正面人物的塑造，福海二哥就是典型的代表。他是熟透了的旗人，他熟悉旗人的禮節，就連行禮都做得那麼好看；同時他又不像大多數的旗人那樣坐吃山空，他還會一些油漆匠的手藝，並且做什麼都像什麼，這和旗人的舊傳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老舍對老北京送禮、請客的不良之風進行了揭露。風俗本來沒有好壞優劣之分，但是在傳承的過程中，有些風俗隨着社會的變化而逐漸偏移了自己的軌道，就拿請客送禮來說，請客吃飯這本來是一種和親朋好友溝通感情的一個重要的渠道，然而在操作的過程中，性質就發生了變化，老舍在其作品中對老北京的請客送禮進行了抨擊。老舍所描述的送禮虛假之風，在《離婚》中尤為明顯，小說中的張大哥可謂是一個地道的京油子，對老北京的這種迎來送往之禮可以說是爛熟於心，他在送禮請客之前總要精心的準備一番，多了不行少了更是不能成事，甚至在他兒子從監獄中出來他都要精心地策劃如何還禮，這種繁文縟節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老舍對這種虛假繁文縟節深惡痛絕，但是誰又能開出一劑良藥來治癒這種惡疾呢。其實，不只是在老舍那個年代有這種現象存在，我們當今社會也存在這種不良風氣，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老舍的作品中通過描寫落後的人生禮俗，揭示陳舊的風俗習慣，展現人們的落後、迷信愚昧無知。小說《抱孫》，作者描寫了一個不懂科學知識的老太太為了一心想要抱孫子最終把孫子給害死了。老太太在兒媳婦懷孕時，讓兒媳婦多吃油膩的東西，每晚睡覺前總是撐得兒媳婦睡不着覺，由於營養過剩，兒媳婦生產時難產，孩子在醫院裡生下來，老太太由於要給孫子舉行「洗三」，在回家的路上把孫子給捂死了。老太太不懂得科學的道理，一味地恪守古老的習俗傳統，最終把幼小的生命給葬送掉了。老舍對禁錮孩子們的封建禮教和各種不良的社會風俗進行了辛辣的諷刺，《牛天賜傳》中，幼小的牛天賜在封建禮教中被戕害。他從一出生就被周圍的封建禮教所包圍，「洗三」、抓周他都經歷過。等他漸漸地長大，他也不能像普通的孩子一樣健康地成長，家裡會要求他不許做這樣的事情，也不許做那樣的事情，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按照大人吩咐去做。等到牛天賜長大，父母親的去世讓他看清了世態炎涼，但是他也不能做任何想要做的事情，因為他自己已經沒有能力，他是從一個封建禮教束縛的家庭中成長起來的畸形兒，傳統封建禮俗教會他的只是迂腐，老舍創作這部小說無疑是對中國傳統風俗中落後因素最好的抨擊。

老舍對落後民風民俗的批判毫不留情。老舍很多作品涉及到婚姻道德關係問題，對封建落後婚姻觀念進行了猛烈抨擊。《劉家大院》中，作者描述了王媳婦和公公、丈夫、小姑之間的關係，王媳婦經常受氣挨打，小姑子欺負嫂子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不管小姑子做錯什麼事情，過錯永遠是王媳婦，王媳婦在這樣的家庭觀念之下不堪忍受含恨自殺。民間傳統的「老規矩」造成了這樣的惡果，老舍通過揭示這樣一種「老規矩」對封建的婚俗觀念和家庭觀念進行了控訴。在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中，也有對落後婚俗的揭露。王魯彥的《菊英的出嫁》、施蟄存的《春陽》是描寫冥婚的題材。冥婚也叫陰婚、殤婚，舊時婚姻習俗的一種，這種婚俗就是男女兩家分別為死亡的子女聯姻，冥婚分為幾種，一種是男女雙方定親後都亡故的，擇日由男童女童抱着雙方死者的牌位進行成婚，婚禮結束雙方移棺合葬；一種是男女雙方不認識，家人說媒進行成婚；再一種是男方亡故，女方與男方的牌位成婚，與牌位成婚，從一而終。「《周禮·地官·媒式》有關『禁遷葬者與嫁殤者』的記載。」到了宋代，有專門為早夭的未婚男女說合聯姻之人。

老舍對農村利己主義進行了猛烈抨擊。作品《柳屯的》講述了一個囂張的惡婦怎樣苛待丈夫家人，老舍從另一方面揭示封建倫理道德觀念已經開始滑坡，人慾橫流，這種勢頭已經蔓延到了農村，作者對農村這種利己之風擔憂。另外老舍還對不健康的文化心理進行了批判，對這種文化心理的批判也是通過批判一些民俗體現出來的。比如在小說《熱包子》中，揭露了人們喜歡揭露人們的隱私，窺探別人秘密，並且把人的隱私給泄露出來，落後的人們在別人背後議論長短滿足自己的精神需求，這是中國人的通病，這些都是落後民風的呈現。

二、狂歡背後的污穢：歲時節日民俗

老舍在作品中對民俗節日進行了深情地描繪，但是老舍也對節日中的不良方面進行了揭露。老舍筆下所描寫的節日民俗是美麗的，春節拉開了一年之中節日的序幕，以後的節日陸陸續續地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之中。端陽節的美麗是大自然賦予的，是老北京城的風物人情本色；醜陋的端陽節則打上了人為的烙印，是人對大自然的褻瀆，是社會愚昧、落後在民俗生活中的體現。在《趙子曰》中有這樣的記敘「屠戶門前掛着一隊一隊的肥豬大羊。血淋淋的心肝，還沒有洗淨青糞的肚子，在鐵鈎上懸着。嗡嗡的綠豆蠅成群的抱着豬頭羊尾砸一些鮮血……毒花花的太陽，把路上的黑土曬得滾熱，一陣旱風吹過，粽子，櫻桃，桑葚全蓋上一層含有馬糞的塵土。做買賣的臉上的灰土被汗水沖得黑一條白一條，好象城隍廟的小鬼」老舍先生把老北京端陽節的「混雜污濁」描繪的淋漓盡致。

北平的節日盛況也只存在於日本侵略者入侵之前，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描寫了北平節日被日軍占領前後的對比，傳達出老舍對民俗節日的哀思。北平被日軍占領之前，中秋節街上熱鬧非凡，在前面的表述之中也已經提到，這個地方就不再多說。被日軍占領之後，中秋節的街上呈現一片蕭條的景象，街上沒有聞到水果散發出來的香味，原先送禮的人們也不會花盡心思來挑選禮物，甚至連中秋節的象徵性的食品月餅也不見了蹤影，戰爭成為了人們揮之不去的陰影，侵略與被侵略這些字眼縈繞在人們的心間，人們已經沒有心思考慮過節的事情，街上的兔兒爺也不見了蹤影，隨着戰爭的持續，可能這種蕭條的場景會延續。民俗本來沒有好壞之分，如果把節日民俗放到一個大的時代背景之下來進行考量的話，民俗就帶有了時代印記，反映一個社會的變遷與榮辱。

老舍也藉助歲時節日民俗中消極因素來描寫反派人物。在《四世同堂》中老舍描寫貪圖享樂、不知廉恥為何物的大赤包、藍東陽、冠曉荷、祁瑞豐之流。大赤包貪圖富貴，一味想着靠巴結日本人來獲得光鮮亮麗的生活，她靠揭發錢默吟、巴結李空山當上了檢查所的所長，希望利用自己的女兒招弟巴結日本司令，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地位。藍東陽不知國恥為何物，靠陷害他人爬上鐵路學校校長的位子，靠「告發」師生、剋扣學生的伙食獲取一己私利。而祁瑞豐則整個是一個敗家子、市井無賴的形象。冠曉荷則是一個外表華麗的人，內心極度的自私自利，他的內心只有他自己，為了自己的貪圖享樂出賣同胞，良心喪盡。這些人身上都存在濃厚的北京文化烙印和文化心理，他們是在老北京的陋俗薰陶之下成長起來的小市民，他們一味追求榮華富貴、追求享樂生活，逐漸喪失禮義廉恥，喪失國民應有的魂靈，傳統文化中的家國觀念在他們那兒都被顛覆。

三、玩物喪志：老北京旗人的「玩」

老舍對旗人愛玩的習性進行了抨擊。老舍描寫旗人愛玩習性，着墨較多的就是老舍在建國以後未完成的長篇《正紅旗下》。《正紅旗下》描寫了清末遺老，幾百年的大清國就是被他們這樣給玩掉的。小說中定大爺是典型的清朝貴族，不管遇到什麼事情總會想着用自己的官架子來擺平，做事情缺乏思索，但是對於「玩」卻是格外上心，提籠架鳥不在話下，聽戲唱曲是樣樣精通，有的時候還會粉墨登場，從來不曉得什麼是正經的營生，「玩」就是他的職責。大姐公公「一講起養鳥、養蟈蟈與蛐蛐的經驗，便忘了時間」。大姐夫則「不養靛頦兒，而英雄氣概地玩鷂子和胡伯喇，威風凜凜地去捕幾隻麻雀。……他的每隻鴿子都值那麼一二兩銀子；『滿天飛元寶』是他愛說的一句豪邁的話。」他們都是旗的將領，而今也就只能空有架子而已了。在革命興起之時，旗人斷了營生的不在少數，但是他們並不覺得這是多麼可恥的事情，照樣玩樂，養尊處優的生活已經使得他們忘記了征戰沙場，也忘記了保家衛國。在封建時代，藝術大多數是由統治者中沒有出息的子弟們創造的，他們閒來無事，唱唱戲，竄竄角兒。老舍早在《四世同堂》中，就半是譴責半是憐憫地寫到稟賦優異的旗人「使雞鳥魚蟲都與文化發生了密切的關係」。旗人有着愛玩的秉性，他們把北京變成盡情遊玩的場地，他們也在無形之中，對社會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趙園在《北京：城與人》指出：「關於旗人對享樂的投入和創造熱情，《紅樓夢》的描寫幾乎無以復加，而且你得承認那種才秉與享樂傾向在造就《紅樓夢》的作者上發揮過的功用。」在匱乏經濟下被旗人貴族發揮到極致的享樂藝術以及消費文化，與「匱乏」形成對照，旗人的優賦異秉，藝術素養，以及他們對藝術的熱衷追求，反而加深了其滅亡的悲劇。

滿族人是一個銳意進取的民族，由一個小小的部落逐漸成為統治中原的霸主，也不得不為他們嘆服，這些功勞應當歸功於滿族早期的民族文化傳統所給予他們的精神支持。隨着清朝帝制的建立，國家的穩固，帝王將相也過着一種養尊處優的生活，躲在後宮之中，成為溫室的花朵，帝王之間尚且如此，何況老百姓呢。他們逐漸喪失了老祖宗留下來的文化遺產，轉而養成腐化墮落的風氣，他們把無限的精力花費在侍弄花草這些瑣碎的生活細節上來，而不關心國家大事，以至於喪失鬥志，在外族入侵時已經潰不成軍，這可以說成是種的退化，也可以看成是劣俗的影響。

隨着封建帝制的結束，淪為平民的旗人，再也不能享受「吃鐵杆莊稼」的特權，他們沒有一技之長，生活中陷入困境。但是他們畢竟輝煌過，祖輩流傳下來的禮俗不能改變，旗人的架子和面子不能丟，即使是入不敷出，寅吃卯糧，有時候甚至是債台高築，被人追債時也要表現出氣度雍容，處處講究的習慣，仍不忘提籠架鳥、唱曲玩票的生活。玩物必喪志，他們忘記了自強、自立，走向了不可挽回的悲劇命運。

陋俗：民族前行之礙與國民精神重負

一、愚昧自私的市民

陋俗影響下養成愚昧自私的市民。在落後民俗影響之下成長起來的老北京市民，可以分成老派市民、新派市民、正派市民以及城市貧民這樣幾種形象。這裡所說的愚昧自私的市民有老派市民、新派市民也有城市貧民。

在《四世同堂》中，作者塑造了祁老者這樣一個老派市民形象。祁老者是典型的「老中國兒女」的形象，他身上既有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善良、本分、淳樸、敦厚、平和這些美德都可以在他身上體現出來，同時他又是封建頑固的代表，他愚昧、自私、保守、頑固、目光短淺,時刻奉行祖上流傳下來的規矩，事不關己不要過問，他一生都是拼盡全力守候自己辛辛苦苦換來的四世同堂的家族。他目光短淺，只要自己的家庭保住了，國不國對他來將沒有多大的意義。他當時在選擇買房的時候就抱有這種思想，國家只是當官的事情，我們老百姓只要守住自己的家門就可以了。當日本人占領了北京，他命孫媳婦用大水缸堵住家裡的大門，並且準備了夠吃三個月的鹹菜，他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則。他愛面子講排場，戰爭打響之後，他不是關心北京城的老百姓怎樣生活，而是關心自己的八十大壽如何才能不受影響，還能不能像往年一樣有那麼多祝壽的人，在國家面臨危亡時，他想到的還是自己祝壽的事情。祁老者這一人物寄託着老舍對文化的反思，作為中華的子民，不論民族，都要審視自己的文化。

《離婚》中的張大哥也是老派市民，他自幼生活在北平城，對北平城的風俗文化可謂是了如指掌，他話語之間帶着一種北京市民的優越感，他知足認命，墨守成規，害怕生活中的一切的變化。他自嘆「有宰相之才，沒有宰相之命」①的一個「熱心」的科員，自幼就飽讀經史，所以做事情從來都不走極端，他有着一套同日用百科全書一樣的生活經驗，被同事認為是生活常識的結晶。他熱心為親戚朋友效勞行狀，作媒與反對離婚，是他的神聖使命。對於張大哥來說撮合一樁婚姻是一門藝術，消滅離婚則是他的藝術改造。但是老舍戳穿了張大哥手中的「法寶」，其實是敷衍和湊熱鬧，作家對這個人物身上體現出的俗氣凡庸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熱心奔走，把同事老李的妻子從鄉下接到城裡來安家。他從來沒有說過得罪人的話，自認為是一切朋友的「導師」。老舍對這種人的評價是：「他不是壞人，他的所作所為甚至是善意的，但這種庸人的『善意』，似乎只能保持社會的黑暗，並且使得別人都象他一樣生活在黑暗中，偶爾有了一點光明，人們甚至會在光明面前閉上雙眼！」他身上體現了老北京市民的因循守舊、安於現狀的生存哲學，國民的劣根性在他身上體現出來。

《二馬》中的馬則仁也是一個守舊、迷信、中庸的老派市民。老舍把這個人物放到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下刻畫，他雖然身在西方開放的文化世界中，但是骨子裡還是唯唯諾諾的中國老國民，雖然老馬不是老北京市民，但是其做事風格特徵那麼符合老北京人的做派。他在英國做什麼事情都是按照中國人的思路去做，看到房東太太就想到自己該娶一個老婆了，如果能娶到外國人做自己的老婆，那可是無限光榮的事情。他好面子，如果有誰誇獎幾句，他就會請別人吃飯。他懂禮節，請別人吃飯總是自己搶着掏錢，談女朋友，要給對方買東西。同時他抱殘守缺，經常端着老闆的架子，不能用平等的眼光對待李子榮。老馬坐吃山空，不會盤算，遊手好閒，不思進取，混過一天少一天，等父子倆把哥哥留下來的那點錢花光就回到中國去。把老馬放到英國這樣一個環境來寫，一方面體現了中英文化之間的對比，另一方面也對中國傳統文化國民性的弱點進行了批判。

老舍對新派市民也進行了猛烈的批判，他們是「新派」與「洋務」的市井庸民。他們生長於中國傳統的世俗社會，受到老北京風俗的浸染，但是卻沾染了西方的壞毛病，集西方糟粕於一身。他們用浮光掠影、標新立異舉止來裝點自己，他們喪失了老一代的善良、淳樸熱誠，他們缺乏自力更生的能力；他們雖然滿口新詞，實際上卻是一味追求享受。他們生活在中國社會中，從小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對於時代的變遷，他們又別具洞察力，接受了歐風美雨的文化薰陶，有很強的自主意識，勇於改變，但是東西方的文化只是皮毛的模仿，沒有領略到中西文化的精髓，弄得不土不洋，最後在追名逐利中，逐漸喪失了自己的人格，甚至是出賣自己的國家，藍小山、祁瑞豐、冠招弟，還有年長一些的冠曉荷、大赤包就是典型代表。《離婚》中張大哥的兒子張天真，藉助革命的口號在外面胡作非為，闖了禍還要家裡替他承擔，一生只會做一件事情，就是給家裡要錢。這些都是老舍所要批判的無恥、淺薄、庸俗國民。

老舍筆下寫得最多的還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貧民，一方面寫出了自己對底層民眾的同情，另一方面又寫出了他們愚昧無知造成的悲劇。祥子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貧民，他懷揣着夢想來到城裡，在北京城無父無母，沒有親戚朋友，無依無靠，他想憑藉自己的雙手和雙腳在城市中站穩腳跟，擁有自己的洋車，但無情的社會一次又一次打擊他，最終要強的、好夢的、體面的、健壯的、偉大的祥子最終沒落沉淪下去。誠然，祥子的悲劇是那個萬惡的社會所造成的，但是本身也是由於祥子自身狹隘小民意識所造成的。祥子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他從不和別的洋車夫交往，性格自閉，膽小，經不住別人的恐嚇，在遇到困難時不是如何用腦袋思考，而是一味地逃避，最終還是被自己的自私怯懦毀掉了。

二、社會庸人的養成

小說中的主人公『張大哥』可以說是奉行庸人哲學的典型代表，並且是老北京市民的經典代表。張大哥懂得知足方能「保和」，「保和」才足以「全生」。張大哥這個人物是市民世故的集大成者，即使是在熱心幫助人時也運用世張大哥就是那樣極其藝術的活着。所以老舍在談起他的小說人物構思時說：「我不認識他，可是在我二十歲至二十五歲之間我幾乎天天看見他。他永遠使我羨慕他的氣度與服裝，而且時時發現他的小小變化：這一天他提着條很講究的手杖，那一天他騎上自行車——穩穩的溜着馬路邊兒，永遠碰不了行人，也好似永遠走不到目的地，太穩，穩得幾乎像凡是在他身上都是一種生活的展示。這個便是『張大哥』。」張大哥是社會上存在的千千萬萬個張大哥，他們整天的往返於單位、家庭、和公共場所，他的形象取材於社會。張大哥信奉中庸哲學，依着想明白的道理塑造自己，也按照同樣的方式塑造自己的後代。他對自己的兒子要求不是很高，「張大哥對兒子的希望不大——只盼他成為下得去的，有模有樣的，有一官半職的，有家有室的，一個中等人。家中有個賢內助——最好是老家庭派的，認識些個字，胖胖的，會生白胖小子。」張大哥的處世哲學就是敷衍，這是傳統社會小公務員、小職員的人生理想與人生格局。

作品中奉行庸人哲學另外一個人就是老李。趙園對這一人物的評價是：「老李是那個社會及其文化張網以待的飛蟲。」他是一個迂夫子，究竟也沒有什麼力量可言，他怯懦，中庸，甚至不能成為「社會」這隻大袋子裡的一粒堅硬的石子。老李和張大哥一樣也是財政所的一名職員，而且是一個最有學問、人品最好、忠於職守的小職員。但是他的處境和遭遇偏偏是最不順心，不論是在機關單位還是在家庭生活中，都只能徘徊在空洞的作夢與現實生活的矛盾中。在工作中，他正直，不苟且，而被人視為科員中的怪物，屢次遭到陰險小人的猜忌與暗算。在家庭中，生活的不順心使他的生命象是籠罩在薄霧中。老李和張大哥不同，他是有着新派思想的一個人物，他不安於現狀，總是力求生活中有一些改變，力圖擺脫不順心的事情，但是現實生活又把他拉了回來。他想擺脫自己無愛的婚姻，但是又被現實束縛住了手腳，想要求變，卻被生活在不變中的人們視為異類，他不得不妥協，不得不尊奉着張大哥們的中庸之道。

張大哥和老李都是在奉行這種隱忍的庸人哲學，但是現實社會卻沒有賜予他們平穩而安定的生活。張大哥的兒子被抓了起來，老李和張大哥都遭到了小趙的勒索，他們都無力反抗小趙的欺詐勒索，最終服軟妥協。在危難到來之時，張大哥和老李不是積極的應對，他們堅守着隱忍的生活態度。老舍在此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思考，到底奉行這種庸人哲學還能持續多久。

《四世同堂》中老舍也批判這種庸人哲學，典型的人物就是祁老者。我們發現，老舍的作品長於表現人倫關係，尤其是在呈現家庭關係方面尤為擅長。老舍的小說長於描寫父子關係，「父與子」之間又是特別擅長寫父親。新文學所提供的「父與子」關係，大多是「青年勝於老年」的社會進化論的思維形式。祁老者相對於祁瑞宣、祁瑞全來講正是家族中年長的那一代，老舍對祁老者所奉行的庸人哲學提出了批判。前面已經論述過祁老者這一人物形象，在此從另一角度進行論述。祁老者一生只求相安無事，當別人欺負你時，要學會忍，當他的重孫子受到日本孩子欺負的時候，他只是一味教育自己重孫，關起大門不讓重孫子出去。他本着相安無事的人生哲學，不管時代如何變化，只要做好自己的就可以了。

市民由於社會位置和所屬的社會文化傳統，往往無師自通地發展了明哲保身安時處順的人生哲學，趙園在《北京：城與人》寫道：「『吾將處材與不材之間』、『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一類處世方略。在他們中的有些人，那甚至不是方略，而是人格內容，使他們成其為他們自己的東西。由於實際生存方式與教養，他們絕不可能如莊子極盡形容的『至人』、『真人』、『神人』那樣超然物外作『逍遙遊』，他們只能在順世中為自己贏得一點層次不高的『自由』。」張大哥、祁老者等這一類老市民是社會中沒有理論見解的「秩序派」，他們承認既成的秩序，承認絕對的權威，承認人世間尊卑貴賤的倫理道德秩序，安分、守常，並以此作為安全的代價。倘若在亂世，更是和其光同其塵，並使自己消失在人群之中。

由於老舍筆下的老派市民不貪鄙，節慾和自律使得他們變得平庸。老舍所鍾愛的人物往庸常，例如牛老者：「他不自傲，而是微笑着自慰：『老牛啊，你不過是如此。』自然他不能永遠這樣，有時候也很能要面子，擺架子。可是擺上三五分鐘，自己就覺出底氣不足，而笑着拉倒了；假若他是條魚，他永遠不會去搶上水，而老在泥上留着。」老舍筆下的這種庸人偏是教人可親近。另外胡同是庸常人格養成的重要場所，老舍筆下也描寫了冠曉荷與祁瑞豐等這樣的庸人，雖然老舍對他們的把握有些膚淺，但是有一點是把握的非常準確，即在這種爛熟的文化之中浸泡久的，即使是作惡也難有較大的氣魄。由世故與常識的環境中養不出英雄豪傑，但是也養不出大奸大惡、巨奸大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