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虹：江西十位歷史文化名人

1.江西首位歷史名人—吳芮

2.豫章高士徐孺子

3.宋詞初祖晏殊

4.改革家王安石

5.詩書雙絕黃庭堅

6.清風兩袖「況青天」

7.朱子與婺源的千古情

8.正氣丹心文天祥

9.江南才子解縉

10.戲夢人生湯顯祖

江西首位歷史名人—吳芮

吳芮(公元前241—公元前201)，秦漢之際余汗縣(今江西省餘干縣)人，為春秋時吳王夫差後裔。秦時為第一任番縣(今江西省鄱陽縣)令，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被封為長沙王。吳芮是秦漢交替時期的楚地領袖，是西漢初期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也是江西首個在《史記》《漢書》等典籍中有明確記載的歷史名人，被譽為「江西第一人傑」。

公元前473年，吳國被越國所滅，越王勾踐斃吳王夫差，並追殺夫差家人。吳國王子王孫四散避難，其中一支逃到了今天江西的鄱陽、餘干和婺源一帶。吳芮的父親吳申曾任楚國大司馬，因為諫議春申君黃歇圖謀不軌，得罪了楚王。公元前248年，吳申被流放到南部的邊遠之地番邑(今江西鄱陽)，當時很多人為吳申的遭遇抱不平，勸他到齊國為官。

吳申堅決不肯背叛自己的國家，為躲開那些好事者的慫恿，他舉家遷居餘干縣西南善鄉龍山南麓(今社庚鎮鄧墩村)。公元前241年，吳芮出生於此，父親吳申將他取名為「芮」(芮是一種適合於高緯度山區生長的水稻)，就是希望他的一生能夠為天下人的溫飽而奮鬥。

據《餘干縣誌》記載：「戰國末，夫差六世孫申，事楚考烈王，因諫封春申君而得罪被謫居餘干鄧墩之五彩山，是為餘干吳氏始遷祖。申生芮，佐漢高祖定天下，有大功，封長沙王，即史稱長沙文王。其後裔繁衍，唐宋以降，先後分遷。」

相傳吳芮出生時，龍山頂有五彩雲呈現，時人以為祥瑞，便將龍山改名為五彩山。江西之東鄉、進賢、南昌、臨川、金溪等縣誌均有同樣記述。南宋著名政治家、詩人王十朋曾到鄧墩村五彩山探幽訪勝，寫了一首《游五彩山》的詩，詩云：「吳芮當年生此山，此山彩色錦官城。如今不愛繁華地，松林森森一青青。吳芮初為番邑令，深得民心尊番君。」

英雄少年 志向高遠

小時候的吳芮十分聰穎，深受祖父吳厥的疼愛。祖父經常對他講祖公泰伯開國愛民如子的故事，回憶吳國的輝煌和富饒，講述歷史上的種種教訓，從醫學角度講解易學的辯證道理，從棋藝中講解當年祖先里著名軍事家吳起的兵法、陣法。並從小教會他健身強體，練習拳腳武藝。

吳芮還經常和祖父做伴爬山採藥，參加農業勞動、打獵捕魚、飼養家禽、訓狗等活動。青年時代的吳芮,經常拿《孫子兵法》和《吳起兵法》放在一起研究，取其精華並成《孫吳兵法》，分為「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六篇，並帶着吳氏族人子弟和當年跟隨一起南下軍士的後代，演練陣法。

秦王朝末年，統治嚴酷，徭役繁重，使得百姓妻離子散，田園荒蕪，散兵游勇四處搶劫。吳芮為保衛鄉親不受傷害，就組織家丁親兵抗擊流寇。他為人寬厚，只要是不襲擾百姓的散兵，一律給予出路，隊伍因此不斷壯大。他十八歲時就統制兵馬一萬七千多人，分布在鄱陽、餘干、浮梁的各處要道，部隊軍紀嚴明，深受百姓擁戴。他大膽革除弊政，輕徭薄賦，減輕百姓負擔;帶領百姓興修水利，制定一系列鼓勵農耕的措施，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

公元前209年2月，秦王朝面臨各地義軍武裝割據的局面，為穩定南方，阻止百越地區背叛，採納左相李斯諫言，封吳芮為番君。吳芮帶隊伍從水路進入鄱陽湖後，靠岸建城，立為據點，即為番縣(今鄱陽縣)。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在全國推行郡縣制。番縣(今鄱陽縣)，是秦王朝首次在江西設置的縣之一。

吳芮採用強硬手段剷除鄱陽盜匪劣徒勢力，積極開通航運，發展漁業，推廣農業技術。他要求百姓向朝廷如實呈報田地，實行土地私有制，按畝納稅，鼓勵開墾荒地，與百姓約法三章，凡新開墾的田地一律歸開墾者所用，五年內不繳納賦稅;

外地流亡到鄱陽縣的百姓，由朝廷按納授地，派人傳授生產技能，幫助他們安居樂業。吳芮所採取的這一系列仁政舉措，深得民心，不僅使當時鄱陽湖流域的經濟得到極大發展，而且勢力範圍擴大了數倍。由此可見，青年時期的吳芮就擁有了很高的軍事、政治、管理、建設、經濟等能力，並且有着長遠的戰略眼光。

功勳卓著 二度封王

秦始皇橫徵暴斂，連年大興土木，造阿房宮、建驪山墓、修築萬里長城，動用民夫幾十萬人，使得民怨沸騰。公元前209 年7月，陳勝、吳廣在蘄縣大澤鄉揭竿而起，天下的貧苦百姓積極響應。秦朝刑徒英布率領一支七千餘人的淮南義軍來到番縣，投奔吳芮。吳芮見英布率眾而來，立即審時度勢，於當年8月帶領部隊宣告起義，成為第一個起兵反秦的秦吏。

英布長相難看，黥面刑徒，但吳芮並不藐視，並作出一個驚人之舉，把自己心愛的女兒嫁給英布。婚後，吳芮派英布在鄱陽湖操練水軍。史書記載：「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民心，號曰番君。

布往見之，其眾已數千人。番君乃以女妻之。」在那時，把女兒嫁給一個素不相識的臉上被刺字的罪犯，確實需要一些勇氣。事情的發展證明了吳芮的眼光敏銳：英布後來成為西漢三大猛將之一，獲封淮南王。

吳芮的起義部隊橫掃贛、湘、桂一帶，聲勢十分浩大，威鎮江南，各地群雄紛紛投奔，包括越王勾踐的後裔閩越王無諸、東海王騶搖，皆領兵歸屬吳芮，吳芮不計祖上恩怨，一律接受。吳芮先是跟隨項羽南征北戰，在攻占咸陽後，項羽因吳芮戰功卓著而封他為衡山王，建都邾城(今湖北黃岡)。

楚漢相爭時，看到項羽的殘暴不得民心，加上好友張良的勸說，吳芮毅然站在劉邦一邊，憑自己占據的地盤和吳國君王之後的身份，與韓信等人上表稱臣，擁戴劉邦為帝，成為西漢開國的元勛。吳芮棄楚歸漢，極大改變了雙方力量對比，成為劉邦獲勝的重大因素之一。

劉邦衷心感謝吳芮的幫助，他剛登帝位，就頒布詔書，嘉獎吳芮：「故衡山王吳芮，從百粵之兵，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芮為長沙王。」

公元前202年，吳芮任長沙王，以原秦長沙郡建立長沙國，領長沙(今湖南轄地)、豫章(今江西轄地)、象郡(嶺南一帶)、桂林(今廣西轄地)、南海(今廣東轄地)五郡，將湘縣改名為臨湘縣(今日的長沙城即在此基礎上發展而來)，作為國都。從此，湖南歷史上出現了第一個諸侯王國，長沙第一次成為王國都城，「楚南雄鎮」發展為漢藩王都，長沙開始以「楚漢名城」顯揚於世。

異姓八王 長沙王忠

劉邦取得天下後，共封了八個異姓王，分別是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趙王張耳、燕王臧荼、長沙王吳芮、韓王信、燕王盧綰。但其他七個異姓王都因種種原因身死國亡，其中只有長沙王吳芮自始至終忠於劉漢王朝。因其對大漢忠誠無二，高祖劉邦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

就這樣，一位有才能、有功勞、有勢力、有威望，而且和項羽關係最密切的異姓王，居然成了結局最好的異姓王，不僅自己善終，而且教子有方，子孫後代也恪守吳芮的品質，不參與叛亂，在異姓王之亂、諸呂之亂等大事中本本分分、忠心耿耿，長沙國便也因此得以一直存在到文帝末年，最終傳國五代，因無嗣而終。漢代史學家班固這樣讚譽吳芮：「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著於甲令而稱忠也。」

當然，劉邦並未解除對吳芮的疑心，再加上吳芮的女婿淮南王英布謀反，劉邦對吳芮其實也一直磨刀霍霍、屢屢試探。有一次，劉邦對吳芮說：「吳國，古代已有，後來滅亡。朕想恢復吳國，設立吳王，你看如何?」此時，吳芮明白劉邦是在試探自己有沒有恢復吳國的野心，回答說：「您的侄子劉濞重義厚道，應立他為吳王。」劉邦看到吳芮如此光明磊落，最終也就網開一面，慈悲為懷。

那麼，吳芮究竟為什麼能夠躲過一劫，又為何長沙王能夠一枝獨秀呢?其原因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忠心耿耿。楚漢戰爭中，吳芮堅定地站在劉邦這一邊，韓信、彭越、英布等都要挾過劉邦，劉邦雖然同意了他們提的條件，但種下了隱恨，等待秋後算賬。吳芮只是提供無私幫助，從來不提額外要求。

第二，行事低調。吳芮有位摯友乃「漢初三傑」之一的張良，張良歸隱時，在吳芮家住過一段時間，勸吳芮千萬不能張揚。吳芮把自己大部分領地讓給劉邦子女，又將自己的部分精銳親兵分到荊王劉賈(劉邦堂兄)帳下。

第三，百姓擁戴。有一次，劉邦和蕭何去長沙國視察。一路上只見軍隊行禮，並沒有百姓夾道歡迎。劉邦很不滿，本想懲辦吳芮，蕭何悄悄對劉邦說：如果百姓知道誰責罰了吳芮，那他們不會讓這個人走出長沙國。劉邦知道吳芮的聲望太高，只好作罷。

第四，領地偏遠。吳芮當時的地盤大致在今天江西、湖南一帶，屬於偏遠荒涼之地，對朝廷構成不了太大的威脅。劉邦也需要有威望的人穩定南方，所以放過了吳芮一馬。

箇中原因，肯定遠不止上述這些。但歸根結底，對漢高祖劉邦的絕對忠誠，關鍵時刻總能審時度勢、順勢而為，才是長沙王吳芮避免身死國亡、最終傳國五代的「護身符」。

伉儷情深 英年早逝

吳芮是個很專情的男子，只有一個妻子陪伴他同甘共苦，直至終老。他的這位妻子便是歷史上著名的才女、樂府歌辭《上邪》的作者毛苹。

公元前201年中秋，吳芮與愛妻毛苹泛舟湘江，慶祝自己四十歲生日。遠望青山，近看碧水，想想這麼多年征戰在外，打打殺殺，夫妻聚聚散散，吳芮和毛苹都陷入了一種未可名狀的傷感境界。面對明月，毛苹吟詠：「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

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歌辭大意為：上天呀!我渴望與你相知相惜，長存此心永不褪減。除非巍巍群山磨平峰棱，除非滔滔江水乾涸枯竭，除非凜凜寒冬雷聲翻滾，除非炎炎酷暑翻飛白雪，除非天地相交聚合連接，直到這樣的事情全都發生之時，我才敢將對你的情意拋棄決絕。)

毛苹指天發誓、指地為證，連用5件不可能的事情來表明生死不渝的愛情。這首歌辭為「短章之神品」，成了千古絕唱，也是謳歌吳芮夫妻感情的佳話。

這年冬，劉邦詔令吳芮率兵去平定閔越，行軍至金精山(今江西省寧都縣西北15里石鼓山)時病逝，其愛妻毛苹亦於同年去世，夫婦雙雙合葬長沙城西，漢朝廷賜諡號「文王」。四百年後，吳芮第十六世孫吳綱遷冢婺源縣鎮頭鎮雞山，至今墓前還完整保存有清雍正、乾隆年間所立石碑，上刻「延陵郡三十世祖漢長沙王諱芮溢文吳公之墓」「漢長沙王吳文王芮墓」字樣。

吳芮共有五個兒子，長子吳臣留居長沙，世襲長沙王位。其後，長孫輩吳回、吳右、吳著相繼沿襲，至漢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吳著病故時無後，長沙王封號才被廢除，但已足足相傳了五代。

後世敬仰 英名永存

為了緬懷吳芮，餘干縣的當地百姓於唐代就修建了芮王殿，占地面積5000餘平方米，建築面積3000餘平方米，一千多年間，幾建幾廢，最後一次修建於清朝宣統年間，分上中下三殿，最高處六丈高，殿內樑柱粗大筆直，其直徑可容兩人環抱，殿內建築全部選用珍貴材木，雕樑畫棟，塗金上漆，工藝精湛，金碧輝煌，後殿中央砌有青石高台，上供吳芮轎內坐像，常年香火旺盛，

可惜該殿於1968年文革期間被毀。2016年8月，由民間投資700餘萬元、建築面積800餘平方米的「吳芮文化園」即芮王殿系列重建工程，在吳芮出生地——餘干縣社庚鎮五彩山舉行開工奠基儀式。

鄱陽縣歷朝歷代都為吳芮修建了番君廟，據《江西通志》卷一○九載：「吳文王廟在鄱陽毛家巷，祀漢長沙王吳芮，祠在州治內，宋知饒州范仲淹遷治西。」

在國家文物局珍藏一幅趙孟《漢番君廟碑》的帖冊。元朝廷感吳芮功德，為番君廟立碑，由翰林學士明善撰文，中書舍人高日方篆額，趙孟書帖冊。

公元1084年6月，蘇軾任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移官汝州(今河南臨汝)時，送他在黃州共度四年謫居生活的長子蘇邁赴德興(今德興市銀城)任縣尉，過江西湖口，寫下《石鐘山記》;經饒州(鄱陽)憑弔番君廟，寫下一首《吊番君》詩。

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夏天，岳飛奉詔去杭州臨安，從九江過鄱陽，特地到鄱陽毛家巷番君廟憑弔吳芮。岳飛在吳芮的神像前感慨題楹聯：「機關不露雲垂地,心境無瑕月在天。」

清代文學家、戲曲家蔣士銓在鄱陽十八坊毛家巷憑弔「番君廟」(吳芮廟)，寫了一首長篇七言古詩敘述吳芮的一生：「漢定天下封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稱忠只一長沙王，生都臨湘死廟食。暴虐當時苦秦政，獨有番君重民命。撫字能仁殺賤勇，漢家名將秦時令。婚姻早識驪山徒……丈夫功業立天下，生王死神寧苟且?江湖民心亦易得，在爾鄱陽後來者。」(朱虹、江先貞)

豫章高士徐孺子

徐孺子(97年-169年)，姓徐名稺，字孺子，東漢豫章郡(南昌)人。徐孺子學識淵博，對經學、哲學、天文、算數、曆法有深入研究。他亦是道德楷模，品行如玉、重情重義、恭儉謙遜、淡泊寧靜，被尊稱為南州高士和布衣學者。

勤學苦讀 滿腹經綸

徐孺子出生在世代孺士家庭。由於當時社會動盪不寧，徐家被迫多次遷徙，家境日益貧困，唯有力耕維生，這也培育出徐孺子不耕不食的良好品質。在家庭的薰陶下，徐孺子從小就對學習知識非常用功，加上天生聰慧、記憶過人，9歲時就能背誦《春秋經》《公羊義例》等一些著作，並展現出不同常人的辯證思維。

《世說新語》記載：徐孺子九歲時，有一次在月光下和夥伴們玩耍，有人對他說：「如果月亮裡面什麼也沒有，那豈不是會更加明亮呢?」徐孺子答：「不，就好比人的眼睛裡有瞳孔，如果沒有瞳孔那一定看不清。」

十五歲時，徐孺子慕名前往櫧山(今江西豐城)拜大學者唐檀為師求學。在唐檀的悉心教誨下，徐孺子開始系統學習《顏氏春秋》《京氏易》等著作，同時兼修風角、星宿、算曆、河圖、七緯、推步、變易等，這些都是當時漢朝最高學府太學的必修科目。徐孺子在櫧山讀書的地方，被後人稱為徐孺子讀書台。清朝的唐光遊覽讀書台後寫道：「遠覽近矚，層巒環拱，匹練夾飛，幽花細草，娟娟宜人，實為佳境」。

經唐檀的推薦及層層選拔，徐孺子二十歲時來到洛陽入太學深造，成為了一名諸生。東漢時期太學的教師稱博士，太學的學生稱「諸生」或「太學生」。期間，徐孺子接觸到了許多優秀的學者與諸生，先後從師於樊英、黃瓊等大儒，也與陳番、郭泰等同學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樊英是當時著名的易學家和術學家，黃瓊為人正直、品行高尚，後歷任司空、太僕、司徒、太尉等職。徐孺子入太學後，自身學問、德行有了顯著提升，慢慢成長為一個飽學之士。不僅對儒家學說的經典之作爛熟於胸，融會貫通，而且對其他各學也駕輕就熟，通曉天文地理、星算河圖，了解氣象知識，掌握日月星辰運行規律等。

看破亂局 堅執不仕

漢代設立太學的目的是求賢養士，為朝廷培養人才，並以此作為教化天下、提高吏治水平的基礎。諸生們畢業後，大部分選擇走「學而優則仕」道路，任官為吏。但也有少數選擇授徒講學而為師，徐孺子就是其中的一位。

徐孺子做出這樣選擇，與當時東漢政治亂局有很大關係。東漢初期，光武帝、明帝、章帝時政治較為清明，社會經濟較為安定。但章帝之後從和帝起，每位皇帝都是兒時即位，掌控不了時局，導致外戚、宦官勢力開始膨脹，各自結成利益集團並互相爭鬥、彼漲此消，一大批忠臣志士被打壓、甚至殺戮，政治日益黑暗，同時中央對地方的控制逐漸衰弱，造成土地兼併問題日益惡化、豪強割據嚴重，加上天災與瘟疫的雙重打擊，民不聊生於是紛紛起來造反，東漢逐漸走向滅亡。

亂局之風逐漸吹到了當時的太學，到漢安帝時，太學「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對這些亂象，徐孺子看在眼裡、痛在心裡。加上，徐孺子生性淡泊名利，對做官興趣本來就不大，他清醒認識到，在這種亂局中，自己做不到隨波逐流、同流合污，也沒有必要去作無謂抗爭，弄不好就有生命危險，還不如學習自己的良師樊英遠離政治，回家潛心傳道受業，正如他日後所說的「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寧處?」

徐孺子的擔心是有道理的，其好友陳番就印證了他的「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的先見之明。陳番，東漢名臣，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今河南汝南縣人)。「掃天下何須掃一屋」的典故就來源於他。

十五歲時，陳番自己住的房子裡一片狼藉，從來沒有清理過，理由是：大丈夫在世，應當以掃除天下為最重要的事，怎麼可以只關心一間房子呢?陳番從政之後，始終都處在宮廷爭鬥時的動盪之中，要麼與專權的外戚爭鋒，要麼和弄事的宦官相抗，期間還多次被貶。最可惜的是，當他以古稀之年與外戚、大將軍竇武共謀掃除為患於朝的宦官勢力，由於事敗反為所害。

此後，徐孺子曾「四察孝廉、五辟宰府、三舉茂才」，「四察孝廉」，是指他四次被察舉為孝廉(「舉孝廉」是漢朝取仕制度，凡是被察舉為孝廉的，朝廷將予以重用);「五辟宰府」，是指他五次迴避、謝絕朝廷的徵聘;「三舉茂才」，是指三次被舉薦為「茂才」即秀才，當時為了規避漢光武帝劉秀的名字，將秀才改為茂才。

後來，他還一次被「請署功曹」，一次被「舉有道」，一次「家拜太原太守」，兩次被皇帝以安車、玄勛、蒲輪等極其隆重的禮節徵用，徐孺子都不為所動，一律謝絕，堅持自己選定的人生道路。

品行如玉 人傑地靈

從太學回來後，徐孺子開始了與世無爭的隱士生活，他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傳業授道、講學授徒，恭廉表率、教化鄉里，成為當時一座道德標杆。在徐孺子的潛移默化下，當地鄉風日益淳樸，以致有失物者，懸以相還，道無拾遺。

其子徐季登與其如出一轍，行為敦厚、孝順父母、友愛兄弟、隱而不仕，當時的豫章太守華歆想請他相見，一直稱病不去。徐孺子及後人這種高尚品質甚至得到了當時參與農民起義人們的敬佩，敬其為高士，相約敕不犯其閭。豫章百姓見此情景，紛紛在自家門上掛懸牌匾，上書「孺子故地」、「泅水子遺」、「徐氏故里」等，以示與徐孺子沾親帶故，以保平安。

徐孺子對功名利祿看得淡如浮雲，從不趨嚴攀附，就算自己的良師與友人當大官也不例外，儘量與他們保持一定距離。同時，他非常重情重義，常懷感恩之心，當別人遇到困難時會力盡所能給予幫助;每逢良師或友人逝世，總是不辭辛苦、親往吊念。

《海內先賢形狀》評價說：徐孺子「徵聘未嘗出門，奔喪不遠萬里」。就如自己的良師黃瓊進入官場，後官至三司，炙手可熱;但徐孺子卻因此與他斷了來往，謂「道不同不相與謀」。但得知黃瓊謝世後，徐孺子不遠千里、前往吊念，以報知遇之恩。

謝承《後漢書》生動記載：「前後為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喪。嘗預炙雞一隻，以棉漬酒中，曝干，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棉，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酒置前。酹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在得知先師唐檀身染沉疴、臥床不起，徐孺子多次前往看望問候。唐檀病故後，徐孺子親自操辦其喪事，哭葬盡哀。每逢清明時節，徐孺子都會去唐檀墓地祭掃。對於唐檀的後人，徐孺子也總是每每接濟，盡力照顧。

徐孺子品行如玉、學識淵博，深得黃瓊、陳番等人欣賞，他們多次向朝廷舉薦，希望徐孺子能與他們一道匡扶漢室，成就一番事業。有一次，漢桓帝劉志問陳蕃：「徐稚、姜肱、韋著孰為先後」，陳番答：「肱生於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儀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稚者，來自江南鄙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通過當時名士之間對比，更加生動地表明了徐孺子當時的身望和地位。

陳蕃任豫章郡太守時，按照禮節請求徐孺子出任功曹一職，徐孺子無法直接拒絕，只好先去拜見後再推辭回家。為表示對徐孺子的求賢若渴，陳蕃在家專設一塌，孺子來時才打開，走後即收起。自古以來，有賢人很多，求賢人亦不在少數，但像陳蕃設專榻之舉實屬罕見。以致唐初四傑之首王勃在舉世聞名的《滕王閣序》中大加感嘆：「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需要強調的是，贊江西人傑地靈，僅舉此一例。

淡泊寧靜 趨於至善

縱觀徐孺子一生，他雖未作出一件驚天動地大事，也未留下一篇世代相傳的宏文，所作所為顯得那麼平常，但他勤學苦讀、完善自我、道德至上的精神是清雅高尚的，特別是在當時非仕即農的社會中，更是顯得與眾不同、鶴立雞群。

唐代詩人張九齡在任洪州刺史時，曾寫下《後漢征君徐君碣銘》：「先生經修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己以歸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逆庭而已哉?」北宋散文家曾鞏在瞻仰徐孺子祠堂之後，不禁發出感慨：「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兩人的字裡行間，均對徐孺子充滿了敬意與虔誠。

漢靈帝建寧二年(169年)，徐孺子病故，享年72歲。為紀念和弘揚徐孺子，從三國、晉代開始，歷代都對徐墓進行修繕維護，並建造亭台、祠堂等設施。張九齡、杜甫、曾鞏、蘇轍、黃庭堅、楊萬里、朱熹、劉克莊、文天祥、趙孟、解縉、袁枚等文化名人，也先後慕名來南昌憑弔吟詠，並留下了許多感人詩句。

其中，朱熹寫到：「孺子高風何處尋，東湖台觀水雲深。生芻一束人如玉，此日清涼萬古心。」明代萬曆年間，江西提學副使朱廷益模仿山東曲阜「祭孔」之例，在江西創立公祀徐孺子的「祭徐」制度，並一直延續到清初。

當今，南昌市的孺子路、孺子亭公園、孺子亭、高(士)橋、孺子亭小學等均是以徐孺子命名的。其中，孺子亭位於南昌市西湖區的孺子亭公園，為重檐六角攢尖式，周邊綠化景觀布局富有文化底蘊，較好地再現了「豫章十景」中「徐亭柳煙」景觀。

為研究和宣傳徐孺子，弘揚中華傳統美德與孺子精神，南昌成立了徐孺子研究會。1997年，南昌隆重開展了紀念徐孺子誕生1900周年系列活動，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費孝通題書「中華人傑徐孺子」，范徐麗泰、陳香梅、徐國炯等海內外知名人士紛紛發表高度評價孺子精神的紀念文章。

時至今日，弘揚孺子精神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進入新時代，人們思想活動的差異性、選擇性、多樣性不斷增強，價值取向、道德觀念複雜多變，我們要努力引導人們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把提升個人德行和人格完美作為人生的目標，行勝於言，趨於至善，讓孺子精神綻放出新的風采。(朱虹)

宋詞初祖晏殊

晏殊(991年—1055年)，字同叔，江西撫州臨川文港人(今南昌市進賢縣)。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晏殊自幼聰穎，被稱為「神童」，14歲中進士，歷任太常寺奉禮郎、光祿寺丞、戶部員外郎、太子舍人、翰林學士、參知政事加尚書左丞、禮部尚書、刑部尚書、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病逝後宋仁宗親臨喪事，封臨淄公，諡號元獻。晏殊以詞著於文壇，尤擅小令，風格含蓄婉麗，與其第七子晏幾道被稱為「大晏」和「小晏」，又與歐陽修並稱「晏歐」。晏殊一生寫詞萬餘首，但大部分已散失，僅存《珠玉詞》130餘首傳世。

誠實神童：「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

晏殊生來天賦異稟，7歲就能作詩。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江南安撫使張知白來撫州巡視時聽說了此事，立即將晏殊召來面試，果然名不虛傳。晏殊雖年方總角，卻機敏過人、對答如流。惜才的張知白便將晏殊以「神童」名義推薦給了朝廷。第二年，恰逢朝廷開科取士，14歲的晏殊與來自全國各地的千餘名考生一同參加殿試。

考場之上，晏殊面對這些在年齡上稱得上是他兄長、伯叔乃至祖父的競爭對手，毫無怯場之態。他沉穩作答，「神氣不懾，援筆立成」，宋真宗對他讚賞有加，賜其同進士出身。當朝宰相寇準上奏說：「晏殊是江東人氏。」江東五代時屬南唐，乃宋朝的敵國，寇準的意思是提醒皇帝不可重用晏殊。皇帝卻說：「唐時名相張九齡難道不是江東人氏嗎?」斷然否決了寇準的提議。

過了兩天是詩、賦、論的複試，晏殊發現這個題目恰好是他曾經做過的，就上奏宋真宗說「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這個題目我之前做過，請用別的題來測試我)。宋真宗覺得這位少年很獨特且老實厚道，也想看看他的真實水平，於是命人重新出題。

晏殊再次拿到題目後，略作思考，便引經據典、洋洋灑灑，一篇精彩文章迅速「出爐」。他的誠實與才華得到了真宗皇帝的欣賞，殿試過後，晏殊被賜予秘書省正字，並留在秘閣讀書深造。因為晏殊非常年輕，朝廷十分注意對他的考察，「命直史館陳彭年察其所與游處者」，見晏殊交往的都是品德、文章俱佳之人，朝廷對他也就愈加放心了。從此，晏殊在其仕途上一步一步走向巔峰。

宋朝初期天下太平，國家強盛，百姓富足，朝廷上下一派歌舞昇平，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庶族黎民，都忙着宴飲遊樂。唯獨晏殊與眾不同，終日將自己關在家中，一心只讀聖賢書，兩耳不聽靡靡音。

宋真宗得知情況後，認為他勤讀書，不喜遊樂、品性好，遂讓他做太子舍人，教太子讀書。當皇帝告訴晏殊選配他的理由時，誠實的晏殊卻直言不諱地說：「臣並不是不喜歡宴遊，只是因為貧窮才沒有去。」宋真宗不但沒有生氣，反而對晏殊的誠實品性更加認可，不久便將他升遷為太常寺奉禮郎。

太平宰相：輔政「憂勤國家」、識人「益務進賢材」

晏殊不僅聰明好學，而且做事嚴謹。真宗皇帝每次向晏殊詢問政事時，晏殊都會用巴掌大的方塊紙以蠅頭小楷書寫意見，等到答奏完畢後，就將紙片封好呈交皇帝，皇帝非常看重他縝密審慎的作風。大中祥符年間，晏殊的父親病逝，按照朝中慣例，身為人子，晏殊必須辭去官職，為父守制。

但喪期未滿，宋真宗思他成疾，竟一紙詔書，將晏殊召回京城。同時真宗命令淮南官員一路護送其母至京都供養。之後，晏殊母親又過世，晏殊請求回老家守孝，真宗不許，反而升其任太常寺丞，後又提升為左正言、直史館，做了升王府記室參軍。年中時，晏殊遷升為戶部員外郎，任太子舍人，不久又做了知制誥、判集賢院。

乾興元年(1022年)，年僅13歲的仁宗繼位，根據先帝「軍國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遺詔，劉太后臨朝聽政。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都想獨自向太后上奏言事，方便專擅朝政。朝中眾臣攝於他們的權勢，無人敢非議。

關鍵時刻晏殊挺身而出，進言道：「群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提出了「垂簾聽政」的建議。這一建議得到了大臣們的支持，對穩定時局起到了重要作用，於是晏殊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即便如此，劉太后仍然覺得晏殊乃太子的舊臣，對他的恩惠還不夠，於是增任給事中。預修《真宗實錄》時，晏殊升任禮部侍郎，又被授予樞密副使一職。

明道元年(1032年)，晏殊升任參知政事(副宰相)加尚書左丞。景祐五年(1038年)，西夏國李元昊稱帝，並出兵陝西一帶，而宋將屢屢敗退。晏殊全面分析當時的軍事形勢，從失利中找尋原因，針對存在的問題，奏請仁宗後，辦了四件加強軍備的大事：

一是撤消內臣監軍，使軍隊統帥有權決定軍中大事;

二是召募、訓練弓箭手，以備作戰之用;

三是清理宮中長期積壓的財物，資助邊關軍餉;四是追回被各司侵占的物資，充實國庫。由此，邊境的戰局立刻發生了扭轉，宋軍很快平定了西夏的進犯。

慶曆二年(1042年)，晏殊再次獲得擢升，以樞密使加平章事，當上了北宋的宰相。第二年，以檢校太尉刑部尚書同平章事，晉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學士，兼樞密使。

晏殊多年身居要位，始終唯賢是舉、慧眼識人。韓琦、富弼、歐陽修等皆經他栽培、薦引，都得到重用。《宋史》說他「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台閣，多一時之賢」，君子進用，則小人退卻，士風為之一新。晏殊當政時期選拔重用的這些賢才名士革新除弊、勵精圖治，共同輔佐仁宗皇帝造就了後世讚譽的「四海雍熙，八荒平靜，士農樂業，文武忠良」的「仁宗盛治」。

三度被貶：「殊性剛簡」「時以謂非殊罪」

歐陽修曾形容對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老師晏殊「富貴優遊五十年」。此話不假，晏殊一生仕途通達，似乎每一個階段都很順利：少年得志，中年富貴，晚年安寧。但他並非沒有遭遇過磨難，為官期間，晏殊也曾三度被貶：1027年因反對張耆升任樞密使被貶;1033年因諫阻劉太后穿袞服拜謁太廟越禮被貶;1044年因被諫官重提當年「狸貓換太子」舊事而惹怒仁宗，再度被貶。

第一次被貶：天聖三年(1025年)，權傾朝野的劉太后想提拔張耆為樞密使，為人率真剛毅的晏殊立即上書反對，因而惹怒了劉太后。加之有一次去玉清宮時侍從拿着朝笏在他之後才趕來，晏殊一怒之下用朝笏撞折了侍從的門牙，御史大夫就此事上奏彈劾晏殊。天聖五年(1027年)，晏殊以刑部侍郎貶知宣州，後改知應天府。

第二次被貶：明道二年(1033年)，劉太后已經掌權十餘年，準備效仿武則天。當年劉太后拜謁太廟，有人奏請太后穿袞服(天子舉行國家大典穿的衣服)去行祭祀之禮。劉太后徵詢晏殊的意見，晏殊用《周官》中規定的太后服飾回答，明確告誡太后，禮制不可亂。劉太后見沒有得到她想要的答案，便下了一道懿旨，將晏殊以禮部尚書罷知亳州、徙陳州，這次被貶外放歷時5年。

第三次被貶：這一次貶謫的原因則與後世民間流傳的「狸貓換太子」故事有關。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劉娥(即劉太后)安排莊重寡言的侍女李氏擔任真宗司寢，為宋真宗生下了當時唯一的皇子。皇子還在襁褓中，劉娥就將他據為己有，由楊淑妃撫養，皇子的生母李氏後來被劉太后晉封為宸妃，這位皇子便是日後的宋仁宗趙禎。明道元年(1032年)，李宸妃去世，晏殊因文才絕佳，奉命撰寫墓誌。

當時仁宗年少，劉太后執掌大權，晏殊自然不能寫出真相。關於宸妃的子嗣，晏殊僅寫下只言片字，「生女一人，早卒，後無子及」，隱去了那段諱莫如深的宮闈秘史。慶曆四年(1044年)，54歲的晏殊被諫官重提「狸貓換太子」舊事所彈劾，諫官指責晏殊明知仁宗為宸妃所生，卻在其墓志銘中隻字不提。

這雖然不是晏殊的過錯，但對於仁宗而言，身世已是埋在心底永遠的痛。為了給生母一個說法，大怒之下的仁宗只得降罪於晏殊，晏殊也就踏上自己的第三次貶職之路。被貶出京城的晏殊，先後在潁州、陳州、許州多地輾轉，直到10年後因身患重病，急需名醫治療，才得以恩准回京。

縱觀晏殊的一生，從14歲入京為官，入仕50年，但外放時間長達16年，近三分之一的時間在貶謫外放之中。但無論身處何方、官居何位，晏殊都能做到寵辱不驚、安之若素，始終如一忠於朝廷、造福黎民。

比如，天聖五年(1027年)晏殊被貶應天府(今河南商丘)任知府，期間他大力發展文化教育，特別是全力扶持應天府書院，力邀范仲淹到書院講學，培養了大批人才，該書院(又稱「睢陽書院」)與白鹿洞書院、石鼓書院、嶽麓書院合稱宋初四大書院。這是自五代以來，學校屢遭禁廢后，由晏殊開創興辦教育之先河。

慶曆三年(1043年)在宰相任上時，他又與樞密副使范仲淹一起，倡導州、縣立學和改革教學內容，官學設教授。自此，京師至郡縣，都設有官學，出現了史上有名的「慶曆興學」。

富貴詞人：「余每言富貴，不言金玉錦繡，唯說氣象」

詞是五代以來逐漸興起的一種文體，至宋代進入了它的全盛時期。宋詞是繼唐詩之後中華文化的又一座高峰。而在北宋初期晏殊的詞，無論是在質量、數量和影響力上都是最高最廣的。《宋史》稱晏殊「文章贍麗，應用不窮，尤工詩，閒雅有情思」。

這裡所說的「詩」，廣義上也包括詞在內。馮煦《蒿庵詞話》稱晏殊為「北宋倚聲家初祖」，意即宋詞真正的發端是從晏殊開始的，他被公認為「宋詞先鋒」，可稱為宋詞重要的奠基人。可以說，晏殊在文學上的成就更超政治。

讀晏殊的詞，總給人一種美好安然的感覺，閒適中透着典雅，婉約中透着闊達，將理性之思致，融入抒情之敘寫之中。「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台。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小園香徑獨徘徊。」這首大家耳熟能詳的《浣溪沙一曲新詞酒一杯》，抒發了作者對自然的感悟和對人生的思考：站在舊日的亭台中，聽新曲飲美酒，天氣仿佛與去年相同，卻有些不同，物是人非，夕陽正落;無人能阻止夕陽落下，正如無人能阻止時間的流逝一樣，所以，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學會珍惜時光、珍惜當下……其中「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可謂歷代盛讚的名句。

有人認為是一種消極思想的表達，實際上他要說的是很多情況是事物發展的規律所決定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人們可以認識規律，掌握規律，並注入新的生命元素，以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創造新的生活。

將人生哲理蘊藏於風景描寫之中，是晏殊常用的寫作手法之一。清代著名學者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語出晏殊的《蝶戀花檻菊愁煙蘭泣露》。此詞寫深秋懷人，是宋詞的名篇之一，也是晏殊的代表作之一。

「昨天夜晚時分，刮來一陣猛烈的秋風，使得碧綠的樹葉凋零殆盡，我獨自登上高樓，眺望着漫漫的長路，心中頓生迷惘和淒涼之感。」詞句表面上是在說時序的交替，景物的變化，本質上是寫人事的滄桑，情致深婉而又寥闊高遠。王國維藉此來感嘆世事的變幻無常，也意在說明做學問和成大事業初期的迷茫。

晏殊生活在被後世譽為「聖明有道唐虞世，日月無私天地春」的太平盛世，加上他長達50年的仕宦生涯，直至位極人臣，所以，在他清雅高潔的詞作中，總是透出一股富貴氣息。《浣溪沙小閣重簾有燕過》：「小閣重簾有燕過，晚花紅片落庭莎。曲闌干影入涼波。一霎好風生翠幕，幾回疏雨滴圓荷。酒醒人散得愁多。」

一位富貴之人坐在閣中，看到重重的門帘外面有燕子飛過，昨夜花落，紅色花瓣在亭子裡鋪了一地。他走到彎曲的欄杆邊，望着池中的倒影，一陣風令他感到一絲寒涼。隨着風吹來的方向看去，他看到碧綠的簾幕，還有敲打在荷葉上的雨滴……富貴閒愁之氣可謂撲面而來。

晏殊吟詠富貴，但從不夸金耀玉。王慶孫寫「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他很瞧不起，說「此乃乞兒相，未嘗諳富貴者」;寇準的炫富貼「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他毫不留情地說這樣的詩句「未是富貴語」。那麼，在晏殊眼裡真正的富貴是什麼樣子呢?「樓台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楊柳池塘淡淡風。」朱簾、爐香、亭台、庭院、池塘，飛燕、梨花、楊柳、清風、明月。這等優渥閒適、這等景致意象，才是真正的富貴人家!這也是為什麼晏殊被後世稱為「富貴詞人」。

我國詞史上名家如林，但是父子並稱而又足以影響一代風氣的詞人只有兩對，這就是「南唐二主」的李璟、李煜和北宋的晏殊、晏幾道。晏氏父子因其交相輝映的藝術成就而被詞話家們合稱為二晏或大、小晏。晏殊47歲時，迎來了他的第七個兒子晏幾道。晏幾道自幼潛心六藝，旁及百家，尤喜樂府，文才出眾，深得其父同僚之喜愛。

晏幾道最為人稱道的作品，便是那首《臨江仙夢後樓台高鎖》：「夢後樓台高鎖，酒醒簾幕低垂。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記得小苹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弦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

這首詞中最妙的就是「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詞句借用了五代詩人翁宏《春殘》中的詩句，可如今談起這千古名句，幾乎很少有人提及翁宏，只知是晏幾道的「專利」。晏殊父子二人在大宋文壇風生水起，美名傳揚天下。

至和元年(1054年)，64歲的晏殊因病回京，病癒後再次請求出守。但仁宗皇帝特意把他留在身邊，為自己講經釋義，並讓他5天到自己這裡來一次，按宰相的規格對待他。

過了一年(1055年)，晏殊疾病加劇，仁宗要親自去探訪病情。晏殊立即派人飛馳上奏說：「臣無非是老毛病又犯了，很快痊癒，不足以讓陛下擔憂。」不久後竟遺憾地病逝。悲痛不已的宋仁宗親自前去哀悼，但仍愧疚沒能見老師最後一面，於是特地罷朝兩天，追贈晏殊為司空兼侍中，並親自在他的墓碑碑首刻上「舊學之碑」(意為傳統文化的楷模)四個大字，對晏殊的一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朱虹、江先貞)

改革家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世人又稱王文公，北宋著名改革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學家。王安石生活在北宋開始走向衰落的時期，一生兩次擔任宰相，兩次被罷免，有着兩起兩落的傳奇人生。他出生於仕宦家庭，從小博覽群書，文思敏捷，下筆成書，流露出才華橫溢的天資。隨父親宦遊南北各地，深刻了解民間疾苦，並逐漸產生為民報國的遠大志向。

慶曆二年(1042年)，考中進士，先後任淮南節度判官、鄞縣知縣等職，體察民情，推行變革，政績卓著。嘉祐三年(1058年)，上萬言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深得神宗器重，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奏議變法。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主持變法。熙寧二年(1070)任宰相，推行變法。

熙寧七年(1074年)，因守舊派反對，第一次罷去相位，變法遭遇挫折。次年，神宗再次起用王安石為相，改革難以推行，熙寧九年(1076年)再次罷相，從此閒居江寧府。元祐元年(1086年)，新法皆廢，王安石郁然病逝於鐘山(今江蘇南京)，贈太傅，獲諡「文」，故世稱王文公。

初露鋒芒的改革家

王安石21歲考中進士步入官場以來，在近三十年主政地方的生涯中，對地方治理進行了一些改革嘗試和探索，1059年寫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張，為後來的熙寧新法勾畫了一幅初步的藍圖。

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京第一次參加科舉，因其文采出眾，妙筆生花，本來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績，卻因卷中「孺子其朋」四個字觸怒龍顏，被仁宗皇帝取消狀元資格，降為第四名，並授淮南節度判官一職。初出茅廬的王安石勤奮好學，時時通宵不寐，一干就是三年。任滿後，他放棄了京試入館閣的機會，調為鄞縣知縣，掀開了仕途和人生的新篇章。

「郡縣治，天下安」，中國歷來重視郡縣治理，但要真正治理好郡縣卻並不那麼容易。王安石作為鄞縣知縣，在他主政的三年裡，關心民生疾苦，減輕人民負擔，矢志不渝，銳意革新，大膽地進行一些改革嘗試：

一是關注民生。王安石上任伊始，立足於鄞縣地方實際，從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兩大問題——水利和糧食問題入手，遍訪鄉鄰、考察民生、重視教育、興修水利，立足為老百姓做實事，在此基礎上形成縣政治理的決策，把「興修水利」作為施政的「第一要務」，真正做到「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二是勇於改革。在鄞縣任上，王安石對社會改革的一些重大問題有着自己的思考，利用治理鄞縣這個機會，進行改革實驗，推行了「青苗法」、「保甲法」、「農田水利法」、「方田法」、「市易法」等變革，並取得積極成效，為日後在全國實行新法積累了初步經驗，成為其為社稷國家做大事的人生開端。鄞縣之治初露鋒芒，成為了王安石的改革試驗田，在其人生發展過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皇祐二年(1050)，王安石在鄞縣任職期滿，在臨川和江寧呆了一年。皇祐三年(1051)五月，文彥博推薦王安石任館職，王安石推辭不受，被任命為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後來又擔任過常州知州。王安石每到一地，銳意改革，惠民為國，留下有目共睹的突出政績。

王安石在地方為官期間，對地方治理作了積極的探索，推出了多項改革舉措，取得了明顯成效，積累了豐富的地方治理經驗，萌生了主宰天下的大志，為他後來尋求變革之道、實施治國理政提供了良好的實踐基礎。

雄才偉略的政治家

王安石作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他胸懷安定天下的大志，以富國強兵為己任，因變法而聞名，領導了北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改革運動，史稱「王安石變法」。王安石也因此成為中國古代史上有定評的三大改革家之一。

王安石所處的年代，正值中國古代北宋王朝統治的中期，面臨着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艱難困境和國家「三冗」(冗官、冗兵、冗費)的積貧積弱局面，王安石為了掃除影響變法的思想障礙，進一步解放思想，提出了「三不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鬥爭精神來實現其政治抱負。早在地方為官期間，王安石就勤奮讀書，尤愛鑽研書中的政治對策，考慮為當下的政務所用，並在小範圍內試點。

比如在鄞縣推廣青苗法，取得了良好效果，極大地激勵了王安石。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回京述職，他寫了萬言書——《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向仁宗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但其激進變革的思想與仁宗的守成思想格格不入，仁宗雖然嘉獎了他的公心，但拒絕了他的改革主張。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即位。他不滿朝廷貧弱現狀，決心奮起，做一個有為之君。

他認為王安石可以幫助他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迫不及待地把王安石召進朝廷。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自江寧入京，君臣相約變法圖強。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提議變法，神宗贊同，遂頒行新法開始變法，史稱熙寧新法。

為實現「富國強軍」的改革目標，頒布的新法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教育、民生等各個方面，重點在經濟和軍事兩個方面集中發力：

一是經濟上，通過先後頒行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等，大力改善農田水利設施，發展農業生產和市場貿易，增加百姓收入和財政收入;

二是軍事上，通過推行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減輕軍事負擔，極大提高軍隊戰鬥力，增強國力，徹底改變西北邊防長期以來屢戰屢敗的被動局面。新法艱難推行15年(1069-1085年)，取得較好成效。但在推行過程中部分舉措不當，地方執行中又出現種種偏差，讓老百姓利益受到損害(如保馬法和青苗法)，特別是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遭到強烈反對。元豐八年(1085年)，變法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終。

王安石變法雖然以失敗而告終，但從變法中我們看到了他要求改變現實的雄心壯志和治國平天下的雄才偉略。他在變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憂國憂民、勇於探索、銳意創新、敢於擔當的改革精神，是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

其中一些改革舉措甚至產生了國際影響，革命導師列寧高度評價了王安石的改革舉措，稱他為「中國11世紀的改革家」。1944年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到訪中國曾經說過：美國在二十世紀大蕭條時代政府實行的農民農業貸款政策，就很像當年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

舉才濟世的教育家

王安石不僅是憂國憂民的政治家，而且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教育家。王安石變法實現了由「積貧積弱」向「富國強軍」的轉變，體現了王安石作為改革家的價值，但他巨大的貢獻還體現在教育方面。王安石一生雖然沒有專職任教，但他秉承舉才濟世的教育理念，從變法的需要出發，選才薦才為我所用，順時應勢創辦新學，試圖挽救國家於危亡之中，施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充滿創新精神，歷史上稱為「熙寧興學」。

1.改革科舉考試制度。熙寧四年(1071年)，頒布改革科舉制度，廢除了明經科，增加了進士科名額，考試內容為本經、兼經和策論，要求考生聯繫當前實際參加經義策論的考試，不再錄用只會吟詩作賦的人，而是錄用懂得經世之術的人。改革科舉制度目的主要是擴大人才選拔範圍，讓一些真才實學的人才脫穎而出，順應變法的需要。

2.改革教育體制機制。一是改革太學，創立太學三舍法。宋初太學徒具空名，經過整頓，太學規模方為完備，管理辦法趨於細密。創立「三舍法」，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學生按程度分為三等，使學校不僅承擔養士任務，而且具有取士職能，讓太學養士與入仕做官直接掛鈎，使學校成為選官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極大提高了學校教育的地位，使中國古代教育事業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二是整頓地方學校，恢復和發展州縣地方學校。熙寧四年下令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陝西五路設立學校，讓有「經術行誼」者任教授，使地方學校有了很大發展。三是恢復和創設武學、律學和醫學等專門學校，以培養專門人才。

3.編寫統一太學用書。王安石和弟子一道，對《詩經》《尚書》和《周禮》重新注釋，編撰《三經新義》作為太學統一用書，使其作為必讀教材，並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和標準。

王安石的教育改革最特別的地方在於用學校教育取代科舉考試為國家養「士」選「仕」。熙寧興學最大的亮點是王安石設立的三舍法，對北宋教育制度的形成及宋代中後期教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王安石這些教育改革措施對於當前我們深化教育改革,倡導教育創新，全面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仍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才華橫溢的文學家

王安石既是具有經天緯地之才的大政治家，也是滿腹才情的大文學家，因其才華橫溢和韓愈、蘇軾等人並稱「唐宋八大家」，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文集》等作品存世。當時北宋文壇領袖歐陽修曾經寫過一首《贈王介甫》:「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高度讚賞王安石的文學才華。可見，王安石在北宋文壇上具有崇高的威望。

一是主張文道合一。王安石在文學創作實踐中，往往融入自己的政治理想，主張文道合一，強調文學社會功能，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比如散文，他主張「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把「適用」貫穿於創作實踐中，文筆簡潔凝練、雄奇峭拔，一掃西崑派空洞虛弱的文風，被後世推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的詩歌名揚天下，作詩既重煉意又重修辭，又新奇深婉，是北宋中期由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發起的詩歌革新運動的繼承者和引領者，對後世影響很大;他的詞同樣別具一格，拓寬了宋詞的題材內容和表現形式，把政治歷史等嚴肅題材引入詞中，其清肅、高遠的氣象與當時流行的「艷科」形成鮮明對比，一定程度上為蘇、辛詞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

二是詩詞自成一體。王安石自幼受父言傳身教，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非常強，具有濟世匡俗的理想抱負，這種情感融入到他的詩中，使他的詩作充滿了現實主義精神。詩歌合為事而作。北宋中期以來，文人多尊崇杜甫的詩風，王安石也學杜甫，契合時代要求，關照現實，不尚虛言，開創了一種瘦硬雄強的宋詩風格，人稱「王荊公體」。其中最有名的是《元日》：「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用白描的手法，非常高妙地描繪出了一個喜氣洋洋充滿希望的場景，形象生動地抒發了他對變法成效的喜悅和對變法必勝的信心，同時深刻揭示了新事物必將取代舊事物的哲學道理。還有懷古詩《孟子》:「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把一個偉大的改革家不被世人理解的深沉孤獨感和「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堅強不屈的鬥爭精神呈現在世人面前，突出表現了一個改革家的堅強意志和決心。

三是創立荊公新學。為了實現「致大同」的社會理想，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創立「荊公新學」，主持修撰《三經新義》並作為教材和科舉取士標準，頒布到全國各級學校實行，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荊公新學把「道」作為最基本的哲學基礎，在社會治理方面強調變革和濟世從政的方略和對策，成為王安石日後變法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

總而言之，總觀王安石的文學創作實踐，無論其詩、文和詞都作出了開創性成就，有力推動了北宋中期詩文革新運動的深入開展，掃除了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餘風，使北宋文壇耳目一新。清代文人蔣士銓對他的文學成就作了高度評價：千鈞筆力氣嶙峋，一代文章侍從臣。

王安石《行書楞嚴經旨要》卷

王安石因為變法彪炳史冊，但在歷史上也因為變法成為一位極具爭議的人物。但無論如何，作為王安石故里——江西撫州市東鄉區上池村，現存有荊公橋、荊公陂、世宦祠、西引寺、龍安殿、荊公別墅、「荊國世第」門樓等十餘處與王安石相關的遺蹟，政府還花費巨資修建了王安石紀念館讓世人緬懷這位仁人才子。早在1985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就將上池村王安石故里，列為第一批省級風景名勝點。

王安石雖然是一位封建士大夫，但他身上卻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優秀品質和優良作風，比如，嚴以自律體恤民情，不計名利不徇私情，不畏艱險勇於改革，不畏人言敢於擔當，等等。今天，站在新時代的起點上，我們在懷念王荊公風貌的同時，更應該做的是傳承好他的精神，運用好他的思想。

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發展進入各種風險挑戰不斷積累甚至集中暴露期，各種矛盾錯綜複雜，利益糾葛千頭萬緒。在全面深化改革，攻堅克難過程中，我們需要弘揚王安石「三不足」的大無畏鬥爭精神，深刻認清改革的歷史方位，樹立好問題意識和問題導向，形成改革的共識和合力，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將全面深化改革進行到底。習近平總書記在近期講話中多次引用了王安石的《登飛來峰》：「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以此來激勵全國人民登高望遠，看清大勢，成就大業，譜寫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新篇章!(朱虹)

詩書雙絕黃庭堅

黃庭堅(1045—1105年)，江西九江修水人，北宋著名詩人，詞人，書法家，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年號涪翁。曾任知縣、知州、起居舍人、國史修編官等職，後追封龍圖閣大學士，諡號「文節」。黃庭堅一生為官清正，治學嚴謹，以文壇宗師、孝廉楷模垂範千古。

少年聰慧顯才華

黃庭堅出身於書香門第。仁宗慶曆五年(1045年)，黃庭堅出生於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縣)雙井村。雙井黃家是世家望族，自古人才輩出，僅宋代就出了48位進士，其中4人官至尚書，被譽為「華夏進士第一村」。雙井黃家崇學好文的風尚，為黃庭堅的成長營造了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黃庭堅自幼聰穎過人，有着極高的文學天賦，有過目不忘之能。

黃庭堅滿周歲「抓周」時，在眾多物品中抓起了一管毛筆不願再放下，眾人齊贊小庭堅「是一個讀書做官的料」，似乎從小就預示着將來要成為一個大書法家。「堅幼警悟，讀書五行俱下，數過輒憶」，五歲開始接受啟蒙教育，能夠背誦《詩經》《論語》等五經;七歲時寫了一首《牧童》詩:「騎牛遠遠過前村，吹笛風斜隔岸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豪氣沖天，令人驚嘆。黃庭堅的成才也到了親人的悉心教誨。

舅舅李常對黃庭堅青眼相加，關愛異常，經常給他講解經書及詩歌聲律、音韻方面的知識，特別是講述杜甫和陶淵明的詩，往往令他聽得入迷，讓小庭堅受益匪淺。更讓李常驚訝的是，小庭堅房間書架上堆放了不少經史典籍、蒙學詩書，於是從書架上任意取了一本書問他，黃庭堅對答如流，且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在李常身邊的三年時間裡，黃庭堅博覽群書，不僅精心研讀儒家經典，也廣泛涉獵前人和今人的詩文著述，打下了深厚的學術根基。

通過李常引薦，黃庭堅在楊州認識了著名的文學家和詩人孫覺。在孫覺與王平甫的一場詩歌爭論中，孫覺發現黃庭堅的才華，十分欣賞這位聰穎少年，並將女兒許配給他。在孫覺幫助下，黃庭堅學業大進，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鄉試，榮登榜首。主考官李詢擊節稱絕，謂「此人不惟文理冠揚，異日當以詩名擅四海」。由此可見，孩提時的黃庭堅是一個意氣風發、才華橫溢的「英俊少年」，預示了他今後的美好前程。

傲骨正氣崇本真

黃庭堅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大師和巨匠。他一身傲骨，正氣凜然，無論是做官、做學問，為師、為友，都人品如玉，一生淡泊名利，曠達樂觀，堪稱人格表率，成就了一代宗師的地位。

黃庭堅一生從政，受家庭的薰陶和家學的影響，是一位清正廉明的好官，有着強烈的施仁政、撫黎民、建功業的思想。在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登進士第，前往汝州葉縣擔任縣尉一職，從此邁出仕途上的第一步。在泰和知縣任內，整吏治，抗鹽稅、察民情，被百姓稱為「黃青天」，留下「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的著名詩句。

泰和百姓感念其德，有很多公路、學校、商店等以黃庭堅的字號「山谷」命名。他堅持平易寬簡施政理念，關注民生疾苦，呵護百姓利益，倡導「當官莫避事，為吏要清心」「不以民為梯，俯仰無所怍」的從政主張，深受百姓愛戴，並親書《戒石銘》用以自警，得到宋高宗的褒揚，作為典範推行全國。

黃庭堅才華橫溢，但他率性耿直的性格，使得他一生坎坷，多次被貶。元豐七年(1084)，因直言反對一些變法主張，被貶為監鎮官。後陷朋黨之爭，他始終不承認有錯，也不請求赦免寬大，再次被貶。在他顛沛流離的官宦生涯中，先後被貶到涪州、黔州和戎州，最後羈管在宜州，靠朋友接濟度日。「四顧山光接水光，憑欄十里芰荷香。

清風明月無人管，並作南樓一味涼」的詩句是其貶謫生活的真實寫照。儘管這樣，他從未嘆息命運不公，而是讀書怡情、練字不輟，自得其樂，還為破敗不堪、風雨無遮的戍樓取了個十分雅致的名字:「喧寂齋」，深切體悟到「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的境遇，是一個永遠站着笑而不跪着哭的人。一身傲骨，不墜名節，這就是黃庭堅流放生涯的精神狀態，其凜然正氣令人嘆服!

黃庭堅是一位大孝子，二十四孝里有一則「滌親溺器」故事講的就是黃庭堅孝母。其母有潔癖，甚至忍受不了馬桶的異味，他就親自為母親清洗便桶，數十年如一日，從不間斷。母親生病的時候，他噓寒問暖，四處尋醫問藥;母親病危的時候，他更是衣不解帶，親償湯藥，絲毫不敢懈怠，日夜侍奉在病榻前，無一刻不盡人子之道。蘇東坡讚嘆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

「滌親溺器」孝行感人至深，向世人無聲地彰顯着聖賢德行風範，被列為二十四孝之一，對後世產生深遠而積極的影響。黃庭堅一生奉行「為官愛民、為友真摯、為子孝行、為長仁愛」的為人準則，不妄為、不貪慾、不自悲、不放棄，光明磊落，一身正氣，表現了士大夫的松柏氣節。黃庭堅死後諡為「文節」，「節」字之用，可見朝廷對黃庭堅氣節的推崇。

南宋時，黃庭堅的同鄉、右丞相章鑒回鄉時，深懷對黃庭堅大節的尊崇，寫下了「半夜過雙井，不敢見先生」的詩句。黃庭堅長於仕宦之家，自小形成了「超世而不避世」的思想情懷，構建了「俗里光塵合，胸中徑渭分」的獨特人格，形成了「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完美品格，即使屢遭挫折而心地泰然，貧無立錐之地仍充滿樂觀，以所行證所思，實踐了自己崇尚本真的道德標準。

開宗立派領風騷

江西詩派是當時最大的詩派，影響深遠。黃庭堅作為江西詩派的鼻祖，起到了開宗立派的作用。

一是提出了詩歌主張。黃庭堅繼承了杜甫的現實主義傳統，推崇《孟子》，崇尚道義，認為詩應以道義為本，始終以天下社稷為重，詩應因時而作，既反映時事，同時又能有補於世，將詩的主體性、抒情性和諧結合起來，解決了詩與道的關係問題。黃庭堅提出了「以故為新、以俗為雅」等詩學理論，總結出一套詩歌創作的訓練方法，主張詩以「不俗」為高，脫「俗」向「雅」的關鍵在多讀書，「腹有詩書氣自華」，具有強烈的求新求變自覺意識，開創了宋代詩壇的全新時代。

二是進行了創作實踐。黃庭堅在創作實踐中極力推崇杜甫，把晚期杜甫詩視為宋詩美學理想的參照典範，提出了「奪胎換骨」、「點鐵成金」的詩學主張，既模仿前人，又講究技巧，做到超越前人而自成一家，從而達到「不煩繩削而自合」的境界。首先注重字法。黃庭堅作詩極其注重鍊字，用字講究「無一字無來處」，做到「一字一句，必月鍛季煉，未嘗輕發」。如《登快閣》中「快閣東西倚晚晴」的「依」，「萬里歸船弄長笛」的「弄」，都有餘味無窮、出人意料的效果。

其次重視句法。黃庭堅在詩歌創作中注重觀摩前人的句法加以創新，提出了「句眼」的理論，用來錘鍊創作具體的詩句。黃庭堅所謂的「句中眼」也就是後人所說的「詩眼」，句有眼則立得住，詩有眼則韻自勝。如在《送顧子敦赴河東》「無人知句法，秋月自澄江」詩句中，我們可以看出黃庭堅詩的句法簡易，如秋月澄江，明晰可感。

再次講究章法。「文章必謹布置」，黃庭堅作詩講究謀篇布局，並注重結構安排和技巧表達，包括詩歌結構中的「啟承轉合」和各部分內在的邏輯關係，「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渾，方是出場」。

三是產生了深遠影響。北宋時期，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一起遊學於蘇軾門下，得到蘇軾的推介，都名滿天下，史稱「蘇門四學士」，其詩學理論直接促成了江西詩派的產生和形成。黃庭堅推崇杜甫作為江西詩派的「一祖」，他自己與陳師道、陳與義一起形成了江西詩派的「三宗」。

作為江西詩派領軍人物的黃庭堅則是三宗之首，影響最大，取得重大創作成就，達到了「一詩一文出，人爭傳誦之」，形成了獨特風範，號稱「庭堅體」，將其奉為江西詩派的領袖實不為過。總之，黃庭堅在江西詩派中詩名最盛、詩論最佳，被認為是江西詩派的開創者，有眾多追隨者和愛好者。其文當如蘇軾所說:「瑰瑋之文，妙絕當世」。

千年書史第一家

黃庭堅既是江西詩派的開山鼻祖，也是一代書法宗師，其書法學古出新，獨樹一格，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蘇軾、米芾、蔡襄並稱為「宋四大家」，被後人推舉為「千年書史第一家」。

北宋書法是唐以後書法藝術的又一座高峰。黃庭堅雖然在「蘇黃米蔡」四大家中名列第二，但他行草皆好，尤其草書遠勝他人，是北宋書壇當之無愧的「執牛耳者」，如果綜合比較，黃庭堅的書法成就無人能及，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以他成就最大的草書為例，他曾經說過他學習草書經歷了三個階段:年輕時學周越，學了二十年，還是擺脫不了俗氣;中年學蘇舜元(才翁)蘇舜欽(子美)兄弟，乃得古人筆意;晚年學張旭、懷素、高閒，才真正明白古人用筆的奧妙。

黃庭堅有其獨特的書法思想。他認為書格即人格，心中有道義，下手才可貴。所謂欲書法高妙，須苦讀聖賢書，學好書法的前提是讀好聖賢書。他師從蘇軾，書法受蘇軾影響較大，他讚美蘇軾的字沒有俗氣、韻味無窮，但又不是全盤照抄，在蘇字基礎上又有了創新發展。黃庭堅重法又不拘於法，主張「法外之理」，常以「韻」來體現其純樸平淡的「自然」，把禪宗的「悟」引入書法研習中，利用自然造化之功打通手和心的隔閡，做到內省外悟。

在悟法中，找到禪境和書法的絕妙關聯，由禪悟散淡之境，到書法的散淡之境，緣禪入書，將書法上升到精神層面，做到字中有「意」、胸中有「禪」，達到一種「超逸絕世」的境界。如他在船上觀察「長年盪槳」和「群丁撥棹」，因而大悟筆法，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字體——中宮緊固、左右張揚的呈放射狀的「黃體」書，成就了黃庭堅傑出的書法藝術地位。

書法是體悟當下觀照時代的產物。黃庭堅書法求新思變，善於感受時代的氣息，不斷追求創新。黃庭堅根據書桌增高的情況，提出改革執筆和書寫方式，主張四指握筆和懸腕書寫，這樣寫的字不僅遒勁有力，而且揮灑自如，成為今人練字主體書寫方式。從黃庭堅傳世的作品看，他的小字手札、大字行書都不錯，但草書尤佳。

最能體現其獨特風格的是大字行書，如《松風閣詩帖》，長波大撇，丰神灑脫，尤其是他的顫筆，真可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絕妙無窮。若從文化價值來看，首推草書，黃庭堅的草書理論和實踐對於推動北宋草書發展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草書，學唐不似唐，以意運筆，從容嫻雅，別有一副「新面目」;他的狂草境界最高，如《李白憶舊遊詩草書卷》，隨心所欲，大開大合，但法度嚴謹，收放自如，成為年高手硬之作。

縱觀黃庭堅的詩歌和書法，風格十分鮮明，二者達到文學和書法審美上的一致性，其詩能擺脫死板的律體，自成山谷體，成為江西詩派之祖。其書法楷、行、草皆妙，草書尤奇偉，具有歷久不衰的魅力。標誌着黃庭堅晚年書風成熟時期的大字行楷書代表作《砥柱銘》，2010年在北京經過70輪競價，拍出4.368億元的「天價」，創下了中國書法藝術品拍賣成交價的世界紀錄，在中國書法史、藝術史乃至文化史上有着非同尋常的地位和意義，至今無人超越，堪稱詩書大家的典範。砥柱精神，光耀千秋。

近年來，黃庭堅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歷史人物。為了紀念這位歷史文化名人，修水縣修建了黃庭堅紀念館，館內有山谷祠、九曲迴廊、澄秋閣、順濟亭、冠雲亭、詩詞碑廊、書法碑廊以及濂山書院等人文景觀。中紀委網站推出《江西修水黃庭堅：遺子萬金不如教之敦睦》，把黃庭堅作為孝廉楷模，重點介紹了黃氏家規和從政理念，具有深刻的現實教育意義。文以載道，書以煥采。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引用了黃庭堅的詩：「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鼓勵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勇於創新，用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優秀作品回應人民呼喚，講好中國故事，弘揚中國精神，書寫展現偉大時代的新篇章。(朱虹 、龍溪虎)

清風兩袖「況青天」

況鍾(1383年—1443年)，字伯律，號龍岡，江西省靖安縣龍岡洲(今靖安縣高湖鎮西頭村)人，明代著名清官。明永樂四年(1406年)出任靖安縣禮曹。永樂十三年(1415年)任禮部儀制司主事，後升任儀制司郎中。宣德五年(1430年)任蘇州府知府。正統七年(1443年)卒於蘇州任所。況鐘被譽為「況青天」，與包拯「包青天」、海瑞「海青天」並稱中國古代的「三大青天」。

賢勞幹練鑄良才

靖安龍岡，群峰疊翠，風光旖旎，況鍾就出生在這裡。況鐘的父親是個孤兒，曾被鄰居黃家收養，遂改姓為黃。黃仲謙育有黃鐘和黃鏞兩個兒子，臨終時讓黃鐘恢復祖姓。47歲的黃鐘改回況鍾。況鍾7歲喪母，自幼經受生活磨練，但他勤勉好學、習知理義，處事明敏、律己清嚴。

明永樂年間，選拔官吏採用太祖制三途並用，除了進士、歲貢以外，薦舉也是一種方式。永樂四年(1406年)，有人向靖安知縣俞益推薦況鍾。俞益剛來任職，正愁沒有合適的書吏，聽聞況鍾寫得一手好字又有真才實學，便專程考察況鐘的學問。俞益剛出了一個上聯「一扇千須動」，況鍾便不假思索對出了下聯「三梳萬發齊」。

俞益心中驚嘆況鍾才思敏捷、對答如流。24歲的況鐘被俞益選用為禮曹吏員。古代官、吏有別，縣衙書吏既無品級、地位也不高，但工作卻十分重要，不僅要謄抄公文，更得熟知律令、幫助知縣處理官府事務。作為書吏的9年曆練，讓況鍾積累了豐富的基層從政經驗，也加深了他對民生疾苦的體認。

永樂十三年(1415年)，33歲的況鍾循例赴吏部考績，經禮部尚書呂震推薦，被破格擢用，授禮部儀制司主事，補正六品部員。況鍾熟悉典章條例，並善於草擬文書，加之勤勉謹慎、仔細周全，處理儀制司職掌的祭祀、慶賞、封策、朝貢等紛繁複雜的事務時，能使事務繁簡輕重合宜，從沒出現過差錯，因此受到明成祖朱棣30餘次嘉獎。

考職時，他以賢勞著稱，被越級提升為正四品儀制司郎中。況鍾備受賞識的原因從修函造鼓一事中可知一二：據清人龔煒《巢林筆談》記載，況鍾在禮部任職時，君臣上早朝所鳴之鼓壞了，禮部打算派人重新造鼓，需草擬一封書函簡要說明造鼓要求，但請了幾個官員起草，都太過繁雜冗長且詞不達意。

有人推薦況鍾試試，況鍾沉默片刻後奮筆疾書「緊繃密釘，晴雨同聲」八個大字，贏得滿堂喝彩。「緊繃密釘」提出了造鼓的工藝舉措，「晴雨同聲」則明確了鼓的質量標準。如此簡明務實的文風，讓在座官員無不嘆服。

況鍾在京為官15年，深受三代君主的信任和重用。從靖安縣禮曹到禮部儀制司郎中，24年的歷練使況鍾成為朝廷上下公認的經世濟民之良才。

蘇州府任除積弊

明宣德五年(1430年)，況鍾在吏部尚書蹇義和禮部尚書胡濙的推薦下，被委以蘇州知府重任。蘇州是當時全國的經濟文化大都市，被稱為「群雄踞地」，但這裡政務、賦稅、治安等問題都非常複雜，又是最難治理的地方，「蘇州賦役繁重，豪猾舞文為奸利，最號難治。」況鍾赴任蘇州之時，宣宗皇帝朱瞻基親授敕書寄予厚望：「國家之政，首在安民。

安民之方，先擇守令。」「今慎簡爾等，付以郡寄，夫千里之民，安危皆繫於爾，宜體朕心，以保養為務。」並授權況鍾可直接呈報奏章，規定「凡公差官員人等，有違法害民者，可立即提人解京」法辦。主政蘇州期間，況鐘不負重託，嚴懲污吏，平反冤獄，疏解民困，興建學府，流傳下許多懲惡揚善、為民請命的青史美談。

嚴懲奸吏，清理積案。況鐘上任伊始，府衙的屬吏們紛紛圍繞在他身邊，請示他如何處理文書、下達判詞，表面上畢恭畢敬，暗地裡卻在察言觀色。況鍾佯裝不懂，全都按照屬吏的主張和意見辦理。

這些屬吏非常高興，認為新任知府愚庸無能，糊塗可欺。過了些時日，等屬吏們放鬆警惕原形畢露後，況鍾將他們召集起來責問道：「我信賴你們，讓你們幫忙處理政務，你們卻舞文弄墨，該做的阻止我做，不該做的卻竭力要做，如此顛倒是非，該當何罪?」隨即撤換了府通判趙枕和吳縣、常熟、崑山、嘉定等六縣的知縣，把多名罪行嚴重、情節惡劣、民憤極大的吏胥當場處決。

一時整個蘇州府為之大震，很快形成了上下奉法行事的風氣。與此同時，況鍾還着手清理蘇州七縣的積案，他秉公執法親自參加調查取證，上任八個月就清理了千餘件案件，破獲了很多奇案，平反了許多冤獄。崑劇代表作《十五貫》就是以況鐘上任蘇州知府期間處理的一件冤案改編而成。

1956年，毛澤東在8天之內看了兩場，大讚《十五貫》是台好戲;周恩來感慨道：「一齣戲救活了一個劇種。」該劇此後在北京連演46場，觀眾高達7萬人次。《十五貫》劇本還被翻譯成6國文字在國外演出。

消減賦稅，疏解民困。蘇州是東南富庶之地，宋代就有「蘇湖熟，天下足」之美譽。但是，由於地主、官府互相勾結，層層盤剝，弄得財盡民窮，蘇州出現了大規模的逃亡和拋荒現象。況鍾到任時，蘇州各縣四年拖欠的賦稅已達七百六十餘萬石。

況鐘上書請求減免部分賦稅但未被朝廷採納。於是他另闢蹊徑，招募農民租種官田和民間的荒田，因官田稅糧比民田多出許多，他申請降低官田稅糧，按照民田之例起征，讓租戶有利可圖，大大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為進一步降低賦稅，他又上書陳情，請求減免被海水淹沒的官田稅額。在況鐘的力爭下，皇帝屢次下詔減輕蘇州的重賦，使得蘇州府所積存的倉糧每年有數十萬石之多，除荒年救濟流民外，還有富餘替百姓代交各種雜賦和逋逃的租稅。由此，蘇州百姓得以免除高利貸的剝削，大批流亡他鄉的農民重返家園。

此外，況鍾還率領蘇州民眾疏浚河道、興修水利、勸課農桑，促進了蘇州農業生產的發展，使百姓得以安居樂業。英國《劍橋中國明代史》稱況鍾為「幹練的行政官和財政專家」，「給張居正(1525—1582年)在長江下游諸省的改革提供了樣板。」

興辦學校，培養人才。況鍾雖然自己是書吏出身，沒有接受太多的正規教育，但他十分重視修建學校培養人才。當時蘇州府所屬各縣的學校大都狹窄陰暗，容不了多少生員。宣德九年，況鍾自籌經費，僅用半年時間就重新選址將吳縣的儒學重建起來。

新建後的儒學，規模擴充，共有房屋二百三十多間，朝廷重臣楊榮親自作《吳縣儒學重建記》，以示紀念。正統初年起，況鍾又大規模擴建蘇州府儒學，歷時三年修建的蘇州府儒學宏大壯觀。這些學校為府、縣生員提供了良好的讀書環境。

況鍾對本府儒學教材親自審定，後來很有影響的明代宣德蘇州府儒學刻本《四書詳說》，就是況鍾命人刻印的。況鍾還對那些家境貧窮的學子慷慨資助，對品學兼優的學子大力向朝廷薦舉。

「三離三留」傳佳話

況鍾任蘇州知府十三載，任期內勤於政事，忠於職守，除奸革弊，為官清廉，把當地治理得井井有條，人民生活安定祥和，深得蘇州人民的愛戴。期間，他三次調離蘇州府都被當地百姓數萬人聯名上書挽留，朝廷被蘇州百姓所感動，每次都只能順民意讓況鍾繼續連任，留下了「三離三留」的千古佳話。

宣德六年(1431年)，況鐘的繼母病故，按照當時禮制，他要回靖安原籍守喪三年。況鍾走後，蘇州官場沉渣泛起，百姓憂心忡忡。民眾十分懷念況鍾，希望他能早日返回蘇州府。大家還編了一首歌謠在大街小巷張貼傳唱：「況太守，民父母。眾懷思，因去後。願復來，養田叟。」

同時，3萬多人自發地向巡按御史請願，「請求奪情起復」，懇請朝廷讓況鍾縮短守孝期重回蘇州府復任。皇帝見民眾如此懇切，下旨奪情起用況鍾。就這樣，守孝未滿的況鍾便回到了蘇州府。

宣德八年(1433年)，況鍾任期已滿三年，照例應進京述職，蘇州人民又擔心他因政績優異升官離去。況鍾起程時，「士耆民庶咸候上道，且控輿臥轍」，士紳民眾都來到官道上等候，有的拉住況鍾乘坐的馬車，有的臥在車轍上，捨不得況鍾離開。不久宣宗去世，英宗即位。

蘇州百姓再次聯名上書，列舉況鐘的政績，請求新帝讓況鍾留任。英宗為撫慰民心，便答應了他們的請求。當況鍾返回蘇州時，百姓真摯唱道：「太守朝京，我民不寧。太守歸來，我民忻哉。」

正統五年(1440年)，況鍾任蘇州知府屆滿，政績斐然，朝廷要重用升遷他。況鍾也要到京城述職，接受吏部的考績。蘇州百姓依依不捨，自發設帳相送，夾道送行者數百里不絕。況鐘被百姓的真情所感動，賦詩與民眾告別。

其中一首曰：「檢點行囊一擔輕，長安望去幾多程。停鞭靜憶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況鍾進京後，蘇州一萬八千餘名民眾上書朝廷，請求讓況鍾繼續留任蘇州府。於是，朝廷下詔授況鍾為正三品，繼續擔任蘇州知府。「既有軍民人等保留，着復任，吏部奏升正三品，署知府事。」這是自明朝建立以來70餘年從沒有的規格和禮遇。況鍾第三次返蘇時，百姓無不歡欣鼓舞，相迎者「不遠數百里之遙」。

清風兩袖去朝天

常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況鍾雖為官於富庶之地，卻能廉潔自律，一塵不染。《況太守集》在介紹況鐘的生活狀況時記載：「其內署蕭然，無鋪設華靡之物。每食一肉一蔬，非公燕別兼味。

家人及親舊相對，尊酒數行，青燈夜話而已。」官至正三品蘇州知府，但況鐘身居簡室，家中陳設十分簡陋;平素用膳就是一葷一素;即使是與親朋好友相聚時，也不過是加幾杯酒，青燈夜話而已。他在府衙內置一房，起名為「退思齋」，意思是反思施政得失、檢討為人修養。房內照壁的一副對聯「收一文不值一文，行一善民受一善」正是他的座右銘。

在明朝，地方官進京一般都要帶很多金銀珍寶以送勢宦權貴。況鍾任蘇州知府屆滿赴京考績時，下屬官員們念他一貫為官清廉，值此進京之際，為他籌備些禮物，以供打點所用。但況鍾卻不帶一錙一銖，並揮毫賦詩相拒：「清風兩袖去朝天，不帶江南一寸棉。慚愧士民相餞送，馬前灑淚注如泉。」

況鐘不僅自己清廉守潔，對家人的要求也極為嚴苛，他的子女都能謹守父親清白為人的要求。況鐘的大兒子況寧每年都會從江西靖安老家到蘇州省親，起初有一些喜歡逢迎拍馬之人想送禮物討好他，為表明心意以絕後患，他在家門口貼出一張告示，嚴詞拒絕錢財賄賂。

有一年，況寧即將返回靖安，文友們知道他不會收禮，便集體創作了一幅《秋江送別圖》相贈。文友在畫中的送別詩序中寫道：「行李全無金半寸，詩囊惟有字千行。故鄉有問尊翁事，為說憂民兩鬢霜。」這幅畫清雋而雄強，寄託着蘇州文人對況鍾父子的情誼和敬意。

況鍾一生清廉，為官近30年而家中未增添任何田產，也沒有給後代積累什麼錢財，卻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在《勉子侄詩》中告誡子孫：「膏腴竟作兒孫累，珠玉還為妻女瑕。師儉古箴傳肖者，取之不竭用無涯。

」他在《示諸子詩》中說自己「雖無經濟才，沿守清白節」，即使才能平庸沒有經世致用之才，也要堅守清白高尚的節操，並告誡後代「非財不可取，勤儉用無竭」。以詩言志，反映出他勤儉務實、尚德修身的治家理念。

正統七年(1443年)冬，況鍾卒於蘇州任所，終年60歲。為他送葬時蘇州城內「郡民罷市，如泣私親，其奔程路祭者，絡不斷絕」。他的靈柩從運河運回靖安故里時，十里蘇堤之上站滿了祭送哭奠的人。

運載況鍾靈柩的船中，「惟書籍，服用器物而已，別無所有」。他生前儉省，死後薄葬。十年浩劫時，況鐘的墳墓被挖掘，結果發現墓內除隨身幾件衣服和一根髮簪外，一無所有。

「有明一代，一人而已。」這是《明史》給況鐘的至高評語。著名的清官海瑞由衷地敬贊況鍾「勝作十年救時宰相」。(朱虹、江先貞)

朱子與婺源的千古情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號紫陽。江西婺源人，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出生於福建尤溪，宋寧宗慶元六年(1200年)病逝於福建建陽。朱熹是我國古代繼孔子以後最偉大和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史學家和文學家，是唯一一位非孔門弟子而被配祀孔廟的古代聖賢，被人們尊稱為朱子。

他的著述多達2500餘萬字，集120卷，語錄140卷，是古代學者中著述最勤奮、最多產的作家。其主要著作《四書章句集注》成為新的儒學經典，是元明以後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和標準。

公元1148年，年僅19歲的朱子登進士第，三年後授左迪功郎，被任命為泉州同安縣主簿，從此開始了他的仕宦生涯。但是，朱子一生71年，真正為官的時間其實很短。《宋史》說「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

就是說，朱子中進士以後的五十年中，在地方為官的時間只有九年，在中央政府做官的時間僅僅四十天。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用於學術研究、著書立說和授徒講學上。他成功地改造和發展了儒學，構建了龐大的「新儒學」理論體系，從佛道的全面壓制下挽救了儒學，保證了中國本土文化傳統的延續與發展。

婺源是朱子的祖籍地，朱氏家族世居婺源。朱子的父親朱松政和八年(1118年)登進士第，授政和縣尉，變賣了全部家產攜全家赴閩就任。建炎四年九月(1130年)十五日午時，在福建尤溪生下了朱熹。

朱子出生在福建，成長在福建、終老在福建、死後葬在福建，但是他對自己的祖籍地婺源充滿着感情，念念不忘，想茲念茲，他說自己常常在夢中回到故鄉：「故家歸來雲樹長，向來辛苦夢家鄉」(《新安文獻志》卷十六《贈內弟程允夫》)。朱松當年在徽州城的紫陽山下讀書，他給自己取了一個號「紫陽」，以示不忘故里，不忘出生。新安是婺源的古稱，我們可以看到朱子經常以「新安朱熹」為自己的文章署名，也是為了不忘「初心」。

紹興十八年(1148年)，朱子十九歲，進士及第。少年得志，意氣風發。第二年十二月，他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故里婺源。他是要向婺源的父老鄉親們報喜，所謂「衣錦還鄉」。同時他要祭掃祖墓，拜見宗族姻親和家鄉的親友先輩。朱子在婺源為先祖的墳塋一一做了標識，拜謁了朱氏家廟。

在婺源，朱子懷着一種謙恭的心態，走訪了當地的前輩學者和詩人，向他們求教請益，還結交了一批學有所長的年輕學子，賦詩論文、把酒歌呼，相得甚歡。婺源的人民也對這位第一次還鄉的新科進士表達了熱情的歡迎和愛戴。朱子說：「昨還里中，屢獲請見，撫存教誨，恩愛甚厚。

」(《新安文獻志》卷九朱熹《與祝直清書》)婺源有一位先輩叫俞仲猷，得到一幅朱子少年時寫的墨寶十分賞識，他把墨寶展示給友人董穎看，董穎也非常讚嘆，寫詩說：「共嘆韋齋(朱子父號韋齋)老，有子筆扛鼎。」

意為朱子的書法筆力遒勁力可扛鼎。另一個叫董琦的人參加了一次宴請朱子的宴會，酒過三巡，大家興致盎然以歌助興。朱子即興吟誦了《離騷》中的一章。董穎說他「吐音洪暢，坐客悚然」。

朱子十四歲時父親去世，當時有一位叫張敦頤的婺源人為朱子母女贖回了當年朱松典賣的百畝祖田，歸還給朱子母女，並寫信慰問朱子。朱子這次回婺源，就用這百畝祖田的田租作為祭掃和管理的費用。婺源的民眾對朱子關愛之深、之重、之誠真是令人感動。

第二年的正月初二，朱子離開了婺源。朱子離開婺源後，和婺源的學人一直保持着書信聯繫，切磋學問，互通音問，有些人成了他終身的好友。 朱子第二次回婺源，是在淳熙三年(1176年)的春夏之交。這一年也正是在中國的哲學史和思想史上著名的「鵝湖之會」後一年。

這一次，他在婺源待了兩個月，一個主要的目的是為了祭掃祖墓和修復遠祖的墳墓。朱子的祖墓和遠祖的墓都在婺源，但是因為朱子一家從朱松僑居福建以後，這些墳墓有的年久失修，有的被湮沒，有的被強人所侵占。

朱子在二十歲時回去過一次，但那時的他還是個小青年，剛中進士，既無權也無錢修復祖墓，所以只是簡單的做了一個「封識」的工作。第二次回鄉又過了二十七年，這時的朱子已經是一個名滿天下的大儒。他在《歸新安祭墓文》中說：「一去鄉井，二十七年。喬木興懷，實勞夢想。茲焉展掃，悲悼增深。」他說自己在夢中都在想着故土，因為這裡埋着他的先人。

但是來到婺源後看到祖墓的現狀又深深地加重了他的悲哀。為什麼呢?他在《又祭告遠祖墓文》中說：「惟昔顯祖，作鎮茲邦。開我後人。載祀久遠。封塋所寄，奉守弗虔。它人有之，莫克伸理。」就是說，祖墓雖然封識了，但是沒有負責認真地守護它，結果被它人占有，連說理的地方都沒有。

怎麼辦呢?朱子拿起了法律的武器：「茲用震怛，吁於有司。鄉評亦公，遂復其舊。」朱子在感到震驚的同時，訴諸官府，鄉親們也出面給予支持，於是，墳地被要回了。這裡，透露出婺源的政府和民眾對朱子及其家族的關愛與同情。朱子這次回鄉，在婺源收了十幾個學生，這些人後來都學有所成，為改變婺源的文化生態作出了貢獻。

朱子第二次還鄉為婺源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向婺源縣學贈送了一批圖書，並為縣學的藏書閣寫了一篇序。這篇序對一年前的鵝湖之會做了一個正面的回應，再次重申了讀書的意義與重要性。在序中，他對當時流行的錯誤學風提出了批評，勉勵婺源的學子讀聖賢之書，做聖賢之事：「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

世稱婺源文風鼎盛、家誦戶弦，人人向學而人才輩出，這和朱子的點化和引導是分不開的。在序中，朱子說：「熹故邑人也，而客於閩」序末署名曰「淳熙三年丙申夏六月甲戌朔旦邑人朱熹記。」他再次表明了自己的「不忘初心」。

唐代的韓愈當年被貶潮州，當潮州刺史短短八個月。但是短短的八個月，他卻改變了潮州。潮州人民感念這位為潮州作出貢獻的外鄉人，不惜江山為之改姓，於是山被命名為韓山，水被改稱為韓江。婺源的人民對自己的子孫朱子也如潮州人民對韓愈一樣，江山為之動容、民風為之變易、習俗為之革新。

朱子四世祖母豆蔻夫人葬在九老芙蓉尖山上，人們把此山改稱「文公山」。朱子的祖屋門前有一口井，人們把它叫做虹井，因為據說朱子的父親出生時此井升騰起了彩虹般的霧氣，到朱子誕生的時候，這裡又升起了虹霓。

朱子當年為一口清冽的水井取名「廉泉」，為了對得起這個名字，婺源的學子們只要考取了功名離家任職時一定要來喝一口廉泉的水，才能上路。朱子在婺源遺留下來的遺蹟並不多，但八百餘年來這些遺蹟都被婺源的人民當寶貝一樣呵護着，一直流傳至今。改革開放之初，婺源縣政府就修復了朱子一世祖朱瓌的墓，並邀請客居世界各地的朱子裔孫們回婺源省親聯誼。

近年來，婺源努力繼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以極大的勇氣和決心推動朱子文化建設。2017年底到2018年初，新一屆領導班子用一種全新的視野和觀念審視朱子文化的建設，先後赴山東、浙江、福建等地考察孔子文化、朱子文化建設，決定重新定位再出發，開啟了朱子文化工程的建設，重點在「落地」，定位在「化民成俗」。

2018年是朱子誕辰888周年，婺源縣抓住這千年一遇的契機，經充分研討論證下發了《紀念朱子誕辰888周年活動方案》和《朱子文化「六進」普及活動實施方案》，所謂「六進」，就是朱子文化進機關、進農村、進學校、進社區、進景區、進家庭，點燃了全縣民眾轟轟烈烈地推動朱子文化建設的熱情。

縣內朱子遺蹟被修葺一新;文公廟落成;朱子文化高峰論壇隆重舉行;「朱子研學之路」開營;徽劇大戲《朱子還鄉》開排;一批以「朱熹」命名的學校、道路、橋樑、酒店被全部更名為「朱子」;朱子書法、攝影展迎客;中小學生的朱子詩詞吟誦會在各校舉辦;以全縣幹部為對象的「朱子講堂」開講。

2017年，紫陽書院復建。在縣教育局的支持下，第一期婺源縣國學骨幹教師培訓班在紫陽書院開班，五十餘位來自全縣中小學的國學骨幹教師接受了為期十天系統的國學教育。這個培訓班，將在每年的暑假舉辦，力圖把婺源全縣的國學教師輪訓一遍，以提升國學師資的總體素養。

同年年底，紫陽書院朱子學術思想讀書班開學。十五位經過遴選的學員將在書院系統研讀朱子的《小學》，並着手編寫新時代朱子「小學」讀本，以為全縣中小學生的鄉土教材。

在朱子的思想學術中，禮，是化民成俗的主要內涵和抓手。紫陽書院配合教育部門在中小學中開展禮的教育及禮儀和行為規範的養成，一所學校一所學校去做，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去推，持之以恆，潛移默化，習慣成自然。我們相信，假以時日，婺源孩子們的精神氣質將會出現喜人的變化。

朱子的婺源情結「扯不斷，理還亂」，這情結改變了婺源，造就了婺源;婺源人的朱子情結同樣是「天不老，情難絕。心似雙絲網，中有千千結」，這情結塑造了婺源，並將永久地成就婺源。(朱虹 、朱江)

正氣丹心文天祥

文天祥，字宋瑞，號文山，宋理宗端平三年5月(1236年6月)生於江西廬陵(今江西吉安)，南宋末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愛國詩人，抗元名臣、民族英雄，與陸秀夫、張世傑並稱為「宋末三傑」。

亂世狀元

文天祥出生前兩年，崛起於北方草原的蒙古聯合南宋，共同滅掉金國。在蒙古強大而金、宋弱小的情況下，三國鼎立或許還能對蒙古有所制衡;金國既滅，虛弱的南宋不得不獨自面對虎視眈眈的蒙古。隨着忽必烈滅大理，南宋從此陷入了蒙古的南北夾擊中，國勢愈發艱危。

文天祥出生時，南宋和蒙古的戰爭已經拉開序幕，但戰火尚未波及廬陵，他在還算平靜的家鄉度過了一段美好時光。文天祥的父親文儀喜愛讀書，也很重視孩子們的學業，想方設法聘請名師對孩子們進行教育。

文天祥無論寒暑都要在貼滿格言警句的書齋中與弟弟一起誦讀、寫作、談古論今。年少的文天祥對「忠」就非常景仰，還是童子時，文天祥看到學校祭供的同鄉先輩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謐號都叫「忠」，便立志要向他們學習：「死後如果不側身在他們中間享受祭供，就不是大丈夫。」

1240年，吉州知府江萬里於白鷺洲創辦書院，聘請宿儒歐陽守道為山長。15年後，贛江春潮初漲時，20歲的文天祥從家鄉廬陵縣富田鎮來到白鷺洲書院，從歐陽守道學習。

與同時代的大多數讀書人一樣，文天祥的人生軌跡就是讀書、參加科舉考試、做官。18歲時，文天祥參加廬陵鄉試獲第一名;20歲時，文天祥參加禮部省試中選吉州貢士;僅僅一年多後，文天祥隨父前往臨安(今浙江杭州)參加科舉考試的最高階段——殿試。

此次殿試的考題要求考生闡述一段理學觀點，並對時局提出對策。文天祥針對當時的政務逐漸懈怠這一弊病，以遵循天意不懈怠作答，提出改革方案，表述政治抱負。文天祥的答卷長達一萬多字，他未打草稿，一氣呵成。

按照規定，主考官閱卷後，須將前十名的卷子交由宰臣覆審，再呈送皇帝確定名次。文天祥成績名列第七，答卷被送到了宋理宗皇帝的手裡。考官王應麟奏道：「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士賀。」

宋理宗閱畢，對文天祥的觀點和才學大加讚賞，將他擢為第一名，並御筆寫下一首《賜狀元文天祥已下詩》：「道久於心化未成，樂聞爾士對延英。誠惟不息斯文著，治豈多端在力行。華國以文由造理，事君務實勿沽名。得賢功用真無敵，能為皇家立太平。」

當時的宋朝，在蒙古強大的軍事壓力下已苦撐多年，朝廷非常渴望能有一批有理想、有抱負、有才幹、肯擔當的青年才俊。文天祥的出現，令當朝者仿佛看到了希望。

臨危受命

正當文天祥有機會施展他報國救民的宏大抱負之時，其父親不幸病故。古代中國以孝為先，依例制，文天祥歸家守喪3年。

1259年，文天祥接到朝廷授官的詔旨。此時，南宋和蒙古的戰事相當吃緊，而皇上嗜欲怠政、不思振作，官場中佞臣當道。同年，蒙古軍隊進攻南宋。宦官董宋臣遊說皇帝遷都，滿朝文武都不敢說他不對。

文天祥時任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求斬處董宋臣，使民心一致」。文天祥多次上書直言，卻受到不少打擊和誹謗。面對官場失意和歲月蹉跎，文天祥曾有詩云：「修復盡還今宇宙，感傷猶記舊江山。近來又報秋風緊，頗覺憂時鬢欲斑。」從中可見，他始終懷有一腔忠貞報國的赤誠。

1271年，北方蒙古族結束了內部爭奪皇位的自相殘殺局面，建立了元朝，繼續把侵略矛頭直指南宋。1273年，蒙古丞相伯顏統20萬大軍攻下襄陽、樊城，以此為突破口，順江而下，兩年不到，便兵臨南宋首都臨安的近郊。

蒙古兵所過之處，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農田荒廢，百業凋敝，這是一場空前殘暴的、野蠻的侵略戰爭，南宋面臨着亡國滅種的嚴重威脅。但南宋朝廷卻長期為投降派所把持。早在1259年，南宋宰相賈似道便以稱臣、割江北地區和歲納銀絹各20萬兩匹為條件，暗中屈膝求和。而伯顏卻意在滅宋，並未停止南侵。

1275年，賈似道的13萬大軍被消滅，朝廷便再無可用之兵。此時宋恭宗在位，年僅4歲，太皇太后謝氏臨朝聽政，不得不發出「哀痛詔」，號召天下四方迅速舉兵「勤王」。

文天祥當時正擔任贛州知府，他「捧詔涕泣」，並立即變賣家產，招募義士，在兩三個月內便組織了第一支「勤王」隊伍近萬人，費盡千辛萬苦，幾經周折趕赴都城臨安，應詔「勤王」。但是，朝中大臣對文天祥並不信任，命其前往平江府(今江蘇蘇州)守衛。後因朝廷部署失策，平江府失守，文天祥才不得不回到臨安。

1276年正月，元軍圍困臨安。正月18日，太皇太后看大勢已去，急忙遣使攜帶傳國玉璽和皇帝降表，向伯顏請降。當晚，右丞相陳宜中逃跑，其他主要官員也率兵撤離。第二天早晨，文天祥臨危受命，出任右丞相，與左丞相吳堅等赴伯顏大營議和。

文天祥在伯顏面前慷慨陳詞，據理力爭。面對伯顏的恐嚇，他面無懼色地回答：「吾乃南朝狀元宰相，但欠一死報國，刀鋸鼎鑊，非所懼也!」文天祥還曾在元營賦詩：「三宮九廟事方危，狼子心腸未可知。若使無人折狂虜，東南那個是男兒。」

降元的南宋守將呂文煥為討好伯顏，前來勸說文天祥。文天祥怒不可遏，痛斥其為亂賊。呂文煥以自己苦守襄陽6年而朝廷不予施救為自己辯解，文天祥厲聲喝道：「力窮援絕，死以報國，可也。」

文天祥表現出的大無畏氣概，使得伯顏對他不得不另眼相待，並想利用他的聲望去進一步收拾南方殘局。於是，伯顏派人勸降文天祥：「大元將興學校、立科舉，丞相在大宋為狀元宰相，今為大元宰相無疑。」卻遭到文天祥的斷然拒絕。

曠世問答

伯顏見文天祥不肯屈服，便將他扣留在軍營中，其他大臣簽訂降書後於次日返回臨安。之後，文天祥被押往大都(今北京)，所幸於途中趁機逃脫。歷盡艱險之後，文天祥泛海南下溫州，輾轉來到宋端宗趙昰的行朝(皇帝臨時駐處)福州。

不料，文天祥依然受到掌政者的排擠，只以同都督軍馬的身份先後在南劍州(今福建南平)和汀州(今福建長汀)開府，重新組織軍民抗元。文天祥到汀州後不久，福州失陷，小朝廷逃往廣東。他隨之轉戰漳州、梅州一帶。1277年5月，文天祥率兵進入江西，在雩都縣(今江西於都)大敗元軍，收復興國、吉州等地，一時聲威頗盛。但元軍旋即大舉反攻，文天祥的妻兒和幕僚被俘，他因有義士替身受捕才倖免於難。

宋末三傑：陸秀夫、文天祥、張世傑

1278年，文天祥帶領殘部，轉戰廣東南嶺一帶。其時，20萬不甘亡國的南宋軍民在陸秀夫和張世傑的率領下輾轉來到崖山(今廣東江門市崖門鎮)，南宋軍民伐木建屋，並為小皇帝和楊太后修建了一座名為慈元殿的行宮。

一時間，小小的崖山一帶，三千餘座房屋連綿起伏。6月，為擺脫元兵的圍追，文天祥要求赴援崖山行朝，遭到當政者拒絕。12月，文天祥在廣東海豐五坡嶺不幸被俘。元軍主將張弘范下令把他押送到自己駐紮的潮陽。其時，張弘范正在為進攻崖山作最後準備。當張弘范從潮陽趕往崖山時，特意把文天祥也帶上了。

文天祥既是南宋丞相，又是狀元出身;既是南朝最具人望的知名人士，也是抵抗運動的主要領袖。如果能讓文天祥投降並說服張世傑等人也放棄抵抗，必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船隊還航行在廣東珠江口外的零丁洋時，張弘范便逼文天祥寫信勸降。

文天祥的回答卻是一首詩：「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首光耀天地的《過零丁洋》，特別是詩中最後一句曠世問答

(問：人生自古誰無死?答：留取丹心照汗青!)，以磅礴的氣勢、高亢的激情，表達出文天祥為了國家安寧而願慷慨赴死的民族氣節和捨身取義的生死觀，被稱為千古不朽的愛國主義絕唱。

國難臣忠

崖山海戰是南宋亡國的最後一戰，戰鬥無比慘烈。宰相陸秀夫背負7歲的小皇帝蹈海自盡，後宮諸臣隨之紛紛投海。楊太后在聽說小皇帝遇難的噩耗後，也大哭着隨即蹈水自盡。張世傑突圍後遭遇颶風，溺水而死。這樣，「宋末三傑」就只剩被俘的文天祥了。

元軍船上的文天祥痛不欲生。他眼睜睜地看着宋軍節節潰敗，親眼目睹南宋政權的徹底覆滅。「崖山之敗，親所目擊，痛苦酷罰，無以勝堪。」當時，他也想跳海，但被元軍所阻。

崖山戰後，勝利者張弘范大擺宴席，再次勸降。他對文天祥說，你效忠的大宋已經滅亡了，作為臣子問心無愧了。你一心求死，可即便死了，又有誰記得你呢?如果你能像事大宋那樣事大元，大元的丞相，非公莫屬。

文天祥流着眼淚回答說，國家滅亡卻不能施救，做臣子的簡直死有餘辜，哪還能為了偷生而事二主呢?商朝滅亡了，但伯齊叔夷義不食周粟，是為了盡到自己的忠義，絕不會因國家的存亡而改變。

張弘范聽後，深為動容。他不僅在生活上優待文天祥，還把文天祥失散的奴僕想方設法找回來，送到文天祥身邊。更重要的是，他向忽必烈上書，詳細說明不能殺文天祥的諸種理由。

得知文天祥不肯受降後，忽必烈感慨說：誰家無忠臣。並下令把文天祥押往大都。不過，文天祥卻開始了絕食。他計劃七八天後將行至家鄉吉州時，自己就可以餓死盡節、歸葬故里了。

但押送的元軍擔心這個聞名天下的欽犯死在押送途中，便想盡一切辦法要文天祥吃喝，最後用削尖的竹筒硬插進文天祥嘴裡，從另一端灌下流質食物，弄得文天祥口舌受傷，滿嘴是血。絕食8天後，文天祥依然未死，而故鄉已過。既然不能死在故鄉，那就只好活着。

從1279年10月至1282年12月，文天祥在大都度過了3年2個月的囚禁生涯。起初，元朝以上賓之禮對待文天祥，勸降者絡繹不絕：從在京的南宋君臣到元朝高官，走馬燈似的充當說客。這中間，值得一提的有三次。

第一個是留夢炎。他也是個狀元宰相，德祐元年11月聽到元軍破獨松關，就私自逃跑，不久投降元軍。文天祥對此人無比鄙夷，提筆賦詩「龍首黃扉真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龍首指的是狀元，黃扉是宰相的辦公場所。

第二個是已被降封為瀛國公的宋恭宗。此時，他也僅是一個9歲的孩童。宋恭宗來到牢房，還沒開口說話，文天祥已經口稱陛下哭拜於地，宋恭宗只得尷尬地打道回府。

第三個是元朝重臣平章政事(平章政事相當於副丞相，是從一品的高官)阿合馬。他命文天祥下跪，文天祥毫不示弱，作揖就坐回答道：「南朝宰相見北朝宰相，豈能下跪?」阿合馬故意問：「你何以至此?」

文天祥回答：「南朝早用我為宰相，北人到不了南方，南人也到不了北方。」阿合馬回顧左右說：「此人生死由我定。」面對阿合馬的生死威脅，文天祥直言：「亡國之人，要殺便殺!」一番針鋒相對後，原本趾高氣揚的阿合馬只得默然離去。

勸降不成，文天祥被帶上木枷，關入土牢。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春，他突然接到女兒的來信，才知道3年多杳無音訊的妻子、女兒都在大都。

文天祥知道這是元朝打出的感情牌，只要自己投降便可與家人團聚。他強忍着悲痛，拒絕給女兒回信。在給自己妹妹的信中，文天祥談及此事：「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裡，於義當死，乃是命也。」

浩然正氣

獄中的生活很苦，可是文天祥強忍痛苦，寫出了不少詩篇，氣壯山河的不朽名作《正氣歌》就是在獄中寫就的。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3月，元世祖任命和禮霍孫為右丞相。和禮霍孫提出以儒家思想治國，頗得元世祖贊同。於是，元世祖問群臣：「南方、北方宰相，誰是賢能?」臣答：「北人無如耶律楚材，南人無如文天祥。」於是，元世祖下了一道命令，打算授予文天祥高官顯位。文天祥的一些降元舊友立即向文天祥通報了此事，並勸說文天祥投降，但遭到文天祥的拒絕。

1282年12月8日，忽必烈親自召見文天祥，他還想做最後的努力。文天祥對元世祖仍然是長揖不跪，元世祖也沒有強迫他下跪，只是說：「你在這裡的日子久了，如能改心易慮，用效忠宋朝的忠心對朕，朕可以封你為宰相。」但是，面對忽必烈開出的優越條件，文天祥卻道：「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宋亡，唯可死，何生。」末了，忽必烈無奈地問：汝何所願?文天祥對曰：願賜之一死足矣。

次日，文天祥被押解到大都城南的柴市刑場。大都的百姓不顧官府的禁令，紛紛趕來為文天祥送行，多達萬餘人，以致道路擁塞。監斬官問：「丞相還有什麼話要說?回奏還能免死。」

文天祥喝道：「死就死，還有什麼可說的?」他問監斬官哪邊是南方?有人給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跪拜，說：「我的事情完結了，心中無愧了!」於是引頸就刑，從容就義，年僅47歲。文天祥死後，人們在他的衣帶中發現一首詩：「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經綸彌天壤，忠義貫日月。」文天祥胸懷忠貞報國之夢，臨危受命，雖未能「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但他捨身取義的愛國精神和視死如歸的浩然正氣一直為後人所稱頌和敬仰。明朝名臣、民族英雄于謙讚詞曰：「殉國忘身，捨生取義。氣吞寰宇，誠感天地。孤忠大節，萬古攸傳。」清朝乾隆皇帝贊道：「若文天祥，忠誠之心不徒出於一時之激，久而彌勵，浩然之氣，與日月爭光。」(朱虹、江先貞)

江南才子解縉

解縉是明初江西吉水的一位天才人物，智慧敏對，古今名人，無出其右。主持纂修《永樂大典》，在世界文化史上被譽為時間最早、規模最大、內容最廣的百科全書，為傳承中華文脈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他創作的大量詩歌和對聯，留下的傳說和故事，在民間廣泛傳揚，深受老百姓喜愛，成為人民心中的智慧「偶像」。然他雖有稱心愜意輝煌時光，但年僅47歲就凍死雪地，成為一位歷史上著名的悲劇人物。

解縉的悲劇不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歷史的悲劇。他不乏才華，卻不懂封建帝國的遊戲規則。家族的背景和成長的環境使他養成一種自我意識極強的個性，敏銳的頭腦和好勝的心氣讓他自始至終都執着於自我實現的主觀臆想里。說到底他只是一個文人，有那個時代文人特有的抱負和局限。

解縉這樣的官員，只有在明初才可能產生，而且很難再出第二個解縉。所以解縉才能成為獨特的「這一個」，即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明初社會發展的環境要求和皇權高度集中的矛盾，讓解縉在夾縫中難以釋放他全部的潛能;而他身上的某些性格特點，也是成為他悲劇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他的個性來看，只有跳出官場的旋渦，滿身的才華和智慧才可能得以傾力釋放。解縉作為一個難得的編撰家、文學家、書法家，研究他不僅對研究明朝歷史和中國文化史有很大的幫助，從解縉的一生中，我們也可以得到很多有益啟示。

凡事不能蠻幹，既要認準目標，又要講究策略。

立太子之爭是解縉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任何一個封建朝廷，立太子都是大事，涉足的深淺、分寸的拿捏，絕對是個大學問。解縉仗義執言，主張立長，並為《虎顧諸彪圖》題詩：「虎為百獸君，誰敢觸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在皇帝猶豫不決之際，解縉又說了「好聖孫」，利用皇上特別喜愛皇長孫，遂使此事定案。大位雖定，但也與皇二子朱高煦成為死敵。楊士奇與解縉既是同鄉也是同時代的官員。他歷仕五朝，曾任內閣首輔、首席顧問大臣、兵部尚書，一生平順，不僅實現了自己政治抱負，個人和家庭生活也很圓滿。

在立太子之事上，楊士奇跟解縉的態度一樣，但他明白模糊自身的派系標識，以致讓朱棣這個敏銳的天子覺得他是沒有派系的，沒有派系就代表着以一種公正的態度來對待這件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既不誇張，也不退讓。而實際上他是堅定的太子派，他是太子的老師，師生這份情誼，讓他鼎力支持太子，就是在太子屢遭陷害和皇上猜疑的時候，他也沒有動搖過。

他懂得巧妙地維護太子。在朱棣出征歸來，漢王朱高煦密告太子有謀反之心時，朱棣問楊士奇太子在京的表現。要是楊士奇說太子這一段多能幹，難免皇上會起疑心，是在與皇上做能力的比較;要是說不能幹，就貶低了太子，等於說皇上太子立得不好。

聰明的楊士奇只是強調皇上不在朝期間，太子仁孝勤政，懂得聽從大臣的意見，不合理的地方也很有自己的主見。這天衣無縫的回答，既讓皇上避免產生太子過於能幹，可以獨立執政的擔心，也避免說太子不能幹而違背了本心。反觀解縉一直是高舉着大旗的太子派。皇權爭奪就是一場生死之戰，不懂得利用掩體，終會犧牲。

善於選擇，合理定位，找准自己的人生位置。

解縉是一個出色的學者，如果他不是一頭扎到皇權的鬥爭中，而是致力於自己擅長的文史研究，歷史上也許就會又多出一個曠世鴻儒。朱元璋讓他十年歸讀，父親解開就悟出了他將要走的路，知趣地很快帶自己的兒子回家。

俗話說「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皇上和父親都看出了他性格中的弱項，如果解縉能從此潛心做學問，後來的悲劇也許就能避免。哥哥解綸在他被貶謫河州時，也勸過其辭官歸鄉。從解縉的一生中我們也看出，他最出彩的表現都在著書立論上，歷史給了他這樣的機緣，讓他在所擅長的領域裡綻放精彩。

但解縉把學術天份之才與官場運籌帷幄做了混淆，以一個文人的額頭，觸碰強權的石頭。如果一定要解縉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出現，也只能做一個顧問型的人才。他有聰明的頭腦和敏銳的眼光，預見了許多戰略性的焦點難點問題，但他缺乏長袖善舞的技巧，難免葬送在血雨腥風的權術爭鬥中。

懂得進退，不張揚不放縱，不肆意妄行。

個性是文學家的奢侈品，不是政治家的消耗品，恃才傲物一直是古今才子的致命傷。解縉被重用之後，與兵部和大臣們的矛盾逐漸升級，導致他處處被小人暗算，一步步被逼向被排擠的境地。無論是與兵部將官士卒的矛盾，還是與朝廷權高位重之臣的矛盾，都是順境中的自我膨脹導致的。

解縉才華過人無可否認，但是他在做人做事上確是有失分寸，特別是對「九五之尊」的皇上，敢於直諫雖是「君子」的本分，但不分場合，不分情由，不懂把握好度，適可而止，就會適得其反。對人對事，都要留有餘地，這是一種明哲的為人處世之道。

洞事識人，寬容正直，懂得化敵為友。

在識人和洞事上，解縉和楊士奇同樣通透，但在低調和退讓上，解縉差了一分。解縉對皇上提供的朝中大臣的評鑑，雖然日後大多得以驗證，但在表述上卻過於嚴苛。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人貴有自知之明。評人要多看人家的長處，多找自己的短處。皇宮並非是一堵不透風的牆，而官場更是變幻莫測、權斗頻仍的場域，無數爭逐、傾軋的陰謀，在其內部涌動、發酵，乃至爆發。

「唯觀神采，不見其形」，過於樹敵，會成為孤立無援的單槍匹馬，走哪兒都不通。而楊士奇卻懂得化敵為友，也懂得大局為重。在皇上讓他推薦一位人才時，他據實推薦了一位背後非議過自己的人。

皇上笑問他知不知道這個人說過他的壞話，楊士奇說知道，但皇上問話，據實相告，並且認為這個人適合這個職位。皇上聽了，自然讚賞他的氣度。政敵聽說後，也汗顏無地，主動與楊士奇言和。這是一個胸襟和戰略的問題。楊士奇明白，弱化了別人對自己的戒備和審剔，就是對自己最大的保護。

居安思危，熱心助人，有所為有所不為。

命運會給每個人機會。要善於在順境中看到危機，在逆境中看到希望，要懂得展現自我，也要懂得藏珠掩玉。人生的每一步，都要有所為有所不為。解縉被皇上寵信，被群臣仰慕，從他個人的努力和才華上看當之無愧，但毫無原則地幫助別人做自己不能善後的事，就是衝動。

解縉的幾次代人上疏，都是義氣和才幹的展露，但卻天時地利人和都不占，最後被牽連進禍端。也許李善長是冤枉的，袁泰是有錯誤的，但認為自己總是有理，什麼忙都可以幫，就顯得有點急功近利，不僅讓皇上對他有所輕慢，也招致了小人和敵人的忌恨。解縉是一個爭強好勝的人，不懂收斂鋒芒。所謂一動一靜，一進一退，動靜相宜，進退有度，解縉運籌無方。

歷史評說凡人，總是從高處宏括。無論如何, 人就是人。解縉既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俗世凡胎，又是一個偉大的天才。上天給了他常人沒有的異才，就一定也給他世人沒有的人生。不管怎麼說，解縉在明初的政治文化舞台上的演出了一場跌宕起伏、精彩紛呈的活劇。他完成了生命和個性的最大張揚，不論他做了什麼, 都無法掩蓋他在歷史上的巨大功績。他的一生，給我們留下了無數的財富，包括經典、經驗和教訓，僅憑這一點，我們就應當永遠記住他。(朱虹)

戲夢人生湯顯祖

湯顯祖(1550年—1616年)，中國明代著名戲曲家、文學家。字義仍，號海若、若士、清遠道人。在戲曲創作方面，著有《牡丹亭》《邯鄲記》《南柯記》《紫釵記》，被稱為「臨川四夢」，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2015年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英國時，專門講到了被譽為「東方莎士比亞」的湯顯祖。莎士比亞和湯顯祖是同時代的人，他們如同東西方雙峰並峙的文學巨人，輝映世界。巧合的是，兩人都是1616年逝世的。

2016年9月，中央專門在北京召開紀念湯顯祖逝世400周年座談會，高度評價湯顯祖是我國文藝史上的一座豐碑，他創作的以《牡丹亭》為代表的「臨川四夢」等作品具有永恆的藝術價值。

「臨川四夢」的誕生，有着其必然的經濟、政治、社會條件。在經濟上，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明朝末年，資本主義萌芽突破封建制度的重重阻礙，並在湯顯祖所在的江南地區快速發展。

在政治上，大明王朝已是千瘡百孔，搖搖欲墜，社會動盪逐年加劇，階級、民族矛盾愈加尖銳，封建統治危機日益深化，作為曾經多年入仕的湯顯祖更是親身感受。在文化上，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形成了文化專制，一批反對傳統專制的思想家不斷出現，為湯顯祖的創作提供了思想源泉。

正處於經濟文化繁榮周期的江右土地則為湯顯祖的創作提供了最佳土壤。湯顯祖出生在素有「才子之鄉」之稱的江西臨川，王羲之、謝靈運、顏真卿曾先後主政此地，晏殊、王安石、曾鞏、陸九淵等名人巨擘層出不窮。湯顯祖出身於書香世家，父親湯尚賢為他聘請了國學名師徐良傅和羅汝芳，為湯顯祖的知識儲備、思想品格和價值觀的形成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湯顯祖從浙江遂昌縣棄官回到故鄉臨川，攜父母入住玉茗堂。這個玉茗堂，成了湯顯祖後半生進行戲曲文學創作和演出活動的中心。

《紫釵記》是「臨川四夢」第一夢，是人生少年時期充滿希望和美好的青春之夢。在湯顯祖20多歲時，根據唐代傳奇小說創作了《紫簫記》，因被認為影射時政而輟筆。十多年後，又在《紫簫記》的基礎上創作了更為成熟的《紫釵記》。

其主要情節為：元宵之夜，李益和霍小玉一見鍾情，並以紫釵為信物，喜結良緣。不久李益高中狀元，卻因拒絕招婿而得罪了盧太尉。盧太尉將李益發配至西北，又將李益寫給霍小玉的家書變成休書。霍小玉不明就裡，以為李益變心，痛苦萬分，典當紫釵，另嫁他人。

李益功成歸來得知小玉另找夫君，失望之至。後黃衫客幫助他們消除誤會，使他們重結連理。此劇全本共五十三出，別開生面地演繹李益和霍小玉的愛情故事，體現了湯顯祖的「情至觀」。

《牡丹亭》是青年時期熱烈純粹的愛情之夢。在「臨川四夢」中，湯顯祖最為看重，社會影響力最大，文學水平最高的是《牡丹亭》。「一生四夢，得意處惟在牡丹」。還在從政之時，他就開始構思創作。回鄉一年之後，始得完成。該劇結構典雅，妙筆生花，一舉奠定湯顯祖戲曲大家地位，是中國戲曲史上的巔峰之作，被譽為中國四大古典戲劇之一。

南宋時期，南安太守杜寶的女兒杜麗娘嚮往自由和愛情。忽一日，杜麗娘私出遊園，夢到與少年書生柳夢梅成就完美愛情。從此為相思所苦，傷情而死。此時書生柳夢梅赴京應試，在梅花庵中與杜麗娘的遊魂相遇，二人互相傾慕，終使杜麗娘死而復生。倆人隨即做了真夫妻，柳夢梅參加考試並金榜題名。最後在皇帝主持下，其父杜寶認可了杜麗娘的婚姻，有情人終成眷屬。一段生而復死，死而復生的姻緣故事就這樣以大團圓作了結局。

《南柯記》與他稍後完成的《邯鄲記》一起被稱作「二夢」，是人到中年，看遍世間冷暖之後的夢。湯顯祖在走過了坎坷的仕途，政治抱負和人生理想徹底破滅以後，痛定思痛、冷靜反省的產物。或許正是湯顯祖的原因，成語「南柯一夢」「黃粱美夢」流傳至今。

《南柯記》是湯顯祖由愛情劇走向政治劇創作的開始。主人公淳于棼武藝高強卻功名不成，在夢中進入大槐安國，被國王招為駙馬，並封為南柯太守，一度飛黃騰達。妻子即公主死後，淳于棼不甘寂寞，與姨妹等淫亂，被逐出宮廷，回到人間。淳于棼醒來，方知之前發生的事情皆為夢境。淳于棼驚覺四大皆空，立地成佛。

《邯鄲記》是湯顯祖人生中完成的最後一部戲劇作品。窮困潦倒的盧生在邯鄲的一個小客店遇到來世間超度凡人的八仙之一呂洞賓，盧生抱怨自己命運不濟，呂洞賓則給他一個瓷枕入夢。盧生在夢中經歷了一連串宦海風波和五十年人情世故、人我是非。一夢醒來，店中的黃粱米飯尚未蒸熟。

應當說，正是因為湯顯祖的稀世才華和特殊經歷，才讓「臨川四夢」得以驚艷問世。湯顯祖自己既是編劇又當導演，「自踏新詞教歌舞」「自掐檀痕教小伶」，指導着家鄉的戲劇演員排練和演出。湯顯祖成就了「臨川四夢」，而「臨川四夢」也成就了湯顯祖。有人會問，《臨川四夢》為何能成為戲曲巔峰，成就湯顯祖的頂級戲曲家的歷史地位?

其一，從時代背景看，「臨川四夢」吹響了埋葬舊時代萌發新思想的號角。一個作品之所以偉大, 其根本原因是其產生和反映的特殊時代。14—17世紀，西方社會出現了文藝復興運動，其本質是新興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弘揚資產階級思想的新文化運動。作為同時期的中國，同樣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海外貿易得以恢復，生產技術與自然科學有了較大的發展，商品經濟不斷繁榮，一種新興的生產關係逐漸萌芽。反映在社會領域，市民意識開始覺醒，一些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逐漸跳出舊有束縛，形成了一種新的社會潮流。

在藝術領域，「臨川四夢」作為這個時代最為經典的代表作，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歷史背景,吹響了封建農耕社會向近代市民社會轉變的號角。「四夢」通過對人的觀念、尊嚴、價值和力量的熱情謳歌，彰顯了近代市民社會的即將到來，代表了晚明文學的最高成就，成為「東方文藝復興運動」思想啟蒙的引領者。

其二，以藝術成就論，「臨川四夢」是中國戲曲作品的巔峰之作。在指導思想上，湯顯祖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陸王心學的哲學思維來指導創作實踐，「臨川四夢」也因此富有了哲學氣質，展現了與以往作品不同的精神特點。

在寫作手法上，「臨川四夢」運用浪漫主義和象徵主義的寫法，以高超的筆力刻畫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和奇妙心理，描述了各種極端人物和極端事例，描繪了社會醜惡和人物醜態，入木三分，直抵人心。在語言文字上，「四夢」的文字精心考究，文采斐然，留下了很多傳世的經典片段。

比如，「原來奼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等，要麼被引用在後人的作品中，要麼被才子佳人反覆吟誦、感嘆萬千。每個時代都有其特有的藝術形式，比如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戲曲是元代最具代表性的藝術。

而「臨川四夢」汲取了元曲的精華，結合曆代的傳奇、小說，展現了衝破世俗的愛情，鞭笞了腐朽黑暗的封建禮教，成就了中國戲曲作品的高峰。

其三，就影響力而言，「臨川四夢」在當時及後來的社會上產生了重大影響。「臨川四夢」在中國戲劇史上產生的影響，在湯顯祖尚且在世的時候就已經相當巨大。

《牡丹亭》剛問世，就引起了朝野轟動，受到廣大受封建禮教壓迫的女子的喜愛，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牡丹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婁江女子俞二娘，酷愛《牡丹亭》，用今天的話來說應當是個「超級粉絲」，她深感自己不如意的命運也像杜麗娘一樣，終日鬱鬱寡歡，最後「斷腸而死」。

在戲曲舞台上，《牡丹亭》剛問世，就成了戲曲舞台上爭相演出的劇目。杭州女藝人商小玲，擅長演《牡丹亭》，每次演出都把自己當成了真的杜麗娘，一次演出時，情發於中，不能自持，倒地而死。

「臨川四夢」對後世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湯顯祖言情理論的鼓舞下，晚明的戲曲作家們大膽地張揚人的生命意識，寫出了一部又一部描寫青年男女愛情故事的傳奇。從晚明至清朝前期，《紅樓夢》《長生殿》等文學作品的出現，都受到了「臨川四夢」的影響。

比如，洪升的傳奇傑作《長生殿》被說成是「一部熱鬧的《牡丹亭》」。近數十年，以《牡丹亭》為代表的「臨川四夢」的演出，出現一個又一個的熱潮。不但在國內演出，而且代表中國文化走向了世界，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就用了三分鐘的「遊園驚夢」片段，向48億人展示了《牡丹亭》。從而使之成為外國人了解中國戲曲藝術的最好標本。

其四，縱觀「臨川四夢」，「情」和「夢」成為了貫穿四部作品的主線。四夢只為「情」，在《紫釵記》和《牡丹亭》中，湯顯祖熱情謳歌了發於本心的「美好之情」，描寫了普通人對美好愛情和幸福生活的嚮往和追求，他大膽地張揚人的生命意識，聚焦普通人的生活和愛情婚姻，大膽描寫追求婚姻自由青年男女的傳奇。

而在《南柯記》和《邯鄲記》中，湯顯祖無情鞭撻了腐朽封建社會的狹隘的「邪惡之情」，他把生命融入了自己的創作中，把自己的從政生涯寫入戲劇，在戲劇中實現自己的從政夢想，把官場的黑暗寫入戲劇，諷刺現實的黑暗。

他堅持以「夢」抒懷。湯顯祖「臨川四夢」的最大特色，在於全部著作中都有關於夢境的構思和描寫。從《紫釵記》中的「曉窗圓夢」，到《牡丹亭》中的「遊園驚夢」，再到「南柯一夢」「黃粱美夢」，湯顯祖沉浸於夢中而不能自拔。

他用四個夢境，演繹了紛繁變幻的世間之事，在腐朽專制的封建社會中尋求着自己的人身安全和寫作自由，表達着自己對自由和尊嚴的嚮往，充滿着對腐朽社會的辛辣諷刺。

夢很平凡，它不分富貴貧賤，人人都可以擁有;夢又很神秘，它可以超越生死，跨越時空。千百年來，它不知令多少人在顛倒的現實與虛幻中流連忘返。

湯顯祖以情入夢，借夢抒懷，竭力尋找自己的理想社會：社會的公平、人間的正義、高尚的品德、自由的愛情和幸福的婚姻。他的「臨川四夢」以「至情」和「夢境」，對人性給予了充分肯定和大膽鼓勵，以精美文字構建了愛情的經典世界，從中國封建晚期的腐朽角落，閃耀出一縷彌足珍貴的文化啟蒙光芒，穿越時空，歷久彌新。

也正因為如此，在人類文明的蒼穹下，湯顯祖和「臨川四夢」，才得以光耀千秋，傳承萬載!

來源：江西風景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