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都市報記者 劉我風 通訊員 李然
「劉慶邦的書寫往往是倫常里的詩意,承繼和成長懷着虔誠的馴順。禮失而求諸野,這個野,就是劉慶邦的小說世界。在那裡,能看見某種程度和形態的禮儀,與日常生活水乳交融,被賦予了美學的意義。」著名作家王安憶這樣評價另外一位著名作家--劉慶邦。
10月17日下午,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劉慶邦在北京雍和書庭發布了他最新的短篇小說集《心事》。搜狐、百度、騰訊直播平台同步向全國讀者全程直播了發布會。
在以長篇小說橫掃文壇的環境下,中國真正稱得上大家的短篇小說作家鳳毛麟角。劉慶邦在長篇、中篇、短篇小說的寫作上均有建樹,尤其在短篇小說領域數十年悉心耕耘,為文壇貢獻出許多令人難忘的精彩篇章,是公認的當代短篇小說巨擘,被王安憶贊為「很難想象還有誰像他這樣,能持續寫這樣多的好短篇」。劉慶邦面對生活時用冷靜、耐心和介入的勇氣,傳達出近距離觀照生命的摯情,以直面現實、率性、堅韌的寫作,征服了眾多讀者。劉慶邦的短篇小說作品《鞋》,獲得第二屆魯迅文學獎;而最為廣大讀者熟悉的中篇小說《神木》,被改編為電影《盲井》,斬獲第五十三屆柏林電影節「銀熊獎」。
近日,劉慶邦再次以最新小說集《心事》描寫平凡世界中的愛情故事,這也是劉慶邦的愛情短篇小說首次結集出版。作家沿着《詩經》的民間風格,發掘民間文化中的樸素純情,賦予敘事性的小說以詩歌的意境。無論是沉醉在新婚的甜蜜和歡娛之中的夫妻,還是鄉村與礦山的兒女們超乎自然的樸素純情,劉慶邦都從「人」出發,着筆於靈魂,透過浮華的表象和生活的背面,寫出了人性中最可貴、最永恆的情感,也以清醒的目光審視個體生命,讓書中角色在他的人情世界裡散發出耀眼的光芒。
北大中文系教授張頤武說:劉慶邦的寫作是靜寂的,他似乎無心把自身作為一個特殊的能指捲入文學的浪潮之中,他似乎遠離任何運動和潮流,他安然地處於文學的邊緣之處,但他卻又是無法忽略和抹殺的「邊緣」,是活躍的,不斷參與、見證、化解和重組着文學的活動。劉慶邦用他平易的講述和自我指涉的智慧,提供了一種特具本土性的敘事方式。
在2020年這個特殊的年份,愛在日常生活中突顯了其重要價值。兩個小時的發布過程中,劉慶邦從不同的角度深度解讀了這部小說集,更與現場讀者分享了短篇小說寫作的要義。
序與跋
心重的人才可能成為作家
《心事》自序
文\劉慶邦
心重是什麼呢?有人認為心重是心眼兒小,是愛鑽牛角尖,是遇到什麼事情想不開、放不下,甚至可能是一種比較消極的心理狀態。記得我在煤礦上班時,有一次,我妻子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車子撞了。從那以後,她只要回家晚了一點,我就會擔心,情緒就容易起伏,很久緩不過來,直到她平安到家,我的心才能放下。
我覺得心重關乎一個人的敏感,關乎一個人的善良,關乎一個人對責任的承擔。從這些意義上來說,一個人心重,不但不是一種消極的心理狀態,反而是一種積極的心理狀態。每個人都不一樣,有的人就是心重,有的人就是心輕。心重或是心輕,在一些具體的細節上就能夠表現出來。比如說一個人關門的動作很輕,就算在桌上放一個茶杯,他都會輕輕地,儘量不讓它發出聲音來。如果關門「咣」的一聲,就可以判斷出這是一個心輕的人——心重的人動作都是輕的,心輕的人動作都是重的。
以此推之,我認為很可能每一個作家都是心重的人,而不是心輕的人。如果一個人什麼事都不往心裡去,這樣的人很可能就成不了作家。一個心重的人才可能成為一個作家,也可以說心重是成為作家的必要素質。
那麼,一個人的寫作和生命又有什麼關係呢?
可以說,每個人的作品都是作者的生命之歌,生命之舞,生命之詩。作品是創作者是心靈的外化,或者說是靈魂的形態。有什麼樣生命的質量,有什麼樣生命的力量,有什麼樣生命的分量,他才能寫出相應的質量、力量、分量的作品。有人可能會說,生命的質量、力量、分量,是不是把生命量化的辦法?不是的。我們通常說的量化是一種數字化的、物質化的東西,我所說的生命的質量、生命的力量和生命的分量,指的是精神上的東西,指的是靈魂上的東西。
什麼是生命的質量呢?我認為,一個作家生命的質量,指的是一個作家的人格。如果作家有很高的生命質量,至少應該包含五種因素或者五種標準:善良的天性、高貴的心靈、高尚的道德、悲憫的情懷和堅強的意志。
從本質上來說,作家的寫作是勸善的,是用於改善人性和改善人心的,因為我們的寫作就是為了使人和社會變得更美好,從本質上是作用於人的精神、人的心靈和靈魂。我希望通過我們的作品,使人性變得更善良。文學作品既然有一個勸善的功能,就要求每個作家首先自己必須是一個善良的人,善良而敏感,因為善良才能發現善良,並且會發現惡。
作為一個作家,還要保持心靈的高貴,始終把生命的寶貴看得高於一切,始終尊重生命、愛護生命,始終把生命本身當成目的,這樣才能夠始終如一地保持自己心靈的高貴。因為我們的作品都是從我們的心裡出來的,心靈高貴了,寫的東西就不會低下,不會流俗。讓自己的心靈高貴,說起來簡單,但做到並不容易。在當代社會,很多人一把持不住就有可能把自己的生命當成一種手段來利用。有些人拿生命去交換利益,有的出賣自己的肉體,有的出賣自己的靈魂,這就是把生命當手段,就是沒有做到始終把生命當成一個目的,一旦把自己的生命當成了手段,就失去了這種心靈的高貴。
生命要有質量、人格要高,還要求我們要有高尚的道德。高尚的道德,要求是很多的,現在我們強調重德。其實我們的傳統文化,從道家到儒家,還有佛家等等,從本質上講,都是崇尚道德的,或者說都是講究德育的。比如儒家講究「仁者愛人」,講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教誨。如果我們都能做到這些教誨,真正做到了「仁者愛人」,真正做到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不失為一個道德高尚的人。
從人性上講,每個人都有悲憫的情懷,對作家來說更是如此。始終要有同情心,要有惻隱之心,要提前看到生命的盡頭,有慈念甚至有悲念。大慈大悲也是一種悲憫,按照我的理解,人往往是先有悲,是大悲大慈。有時候,一個人經歷了大悲後他才會產生大慈。很多大詩人、大作家,都有着悲憫的情懷,或者說慈悲的情懷。因為他們往往是提前看到了生命的盡頭,有着強烈的生命的意識,知道生命的短暫,知道我們終有一天要離開這個世界,會回頭看,回頭看之後就會產生慈念,就會回想起過去很多事情,看得開了,會覺得好多事情都是不必計較的。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人類都離不開困境。人到世界上是受苦的,什麼時候都有受苦的人,都有可憐的人,都有值得同情的人,都有值得關注的人。因此,作家一定要眼睛向下,始終保持悲憫的情懷來關注這些人。
最後我覺得要成為一個作家,意志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通常比較重視體力和智力,對意志力往往不大重視,因為意志力是一個虛的東西,是一個看不見、摸不着的東西。但是我認為,無論做什麼事情,從事文學創作也好,科研也好,還是其他的工作也好,這三種力量是相輔相成的,如果沒有意志力的支持,就很難成就一番事業。
意志力是什麼呢?意志力就是我們精神的力量。說白了就是我們的心勁兒,再說得直白一些,就是我們戰勝自己的力量。我們通常說,船的勁在帆上,人的勁在心上。一個作家走多遠,能不能出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體力和智力的比拼,而是意志力的比拼,就是看你的意志力堅強不堅強。現在的時代特別喧囂,人人都得了數字焦慮症。短信幾分鐘不回,電話幾分鐘不接,人就坐立不安。靜下來,是寫作的先決條件,只有靜,才能發現自我。因此,這是考驗我們意志力的時代。作家要不被嘈雜的世界所擾亂,要不被名利、是非、男女之事所干擾。只有排除這些干擾,才能創作出好作品。
那麼什麼是生命的力量?我理解,一個人生命的力量,主要指的是一個人思想的力量。一個人勤學,善思,獨立思考又勇於表達自己的看法,這樣的人才能稱得上生命有力量。一個人生命的分量,肯定不是先天就有的,是後天經歷一些事情,有一些坎坷,有一些磨難,被人誤解過,被人輕視過,被人批判過,是經過鍛煉再鍛煉、加碼再加碼,是通過積累才使這個人的生命逐漸變得有分量起來。一個作家只有生命有分量了,才有可能寫出有分量的東西。如果一個人從學校門到機關門,他沒有什麼經歷、閱歷,沒經歷過什麼事,他的生命的分量是輕的,就不可能寫出有分量的東西。
這個感悟,是我看了沈從文的一封簡短的信後悟到的。沈從文在這封信中說,司馬遷之所以寫出不朽的偉大的《史記》,在於司馬遷的憂患意識和司馬遷的生命分量。這不是靠積學所能成就的,它是經過所受的教育的總量相加,然後才有生命分量,才能寫出這麼有分量的東西。
「不是靠積學所能成就」,指一個人有學問可以當學者,但是不一定能成為作家。司馬遷之所以能寫出《史記》來,就是因為他的生命有分量。總而言之,一個作家要寫出好的作品,生命就要有分量。一個作家,要不斷積累自己的分量,才能寫出好作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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