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我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並不覺得我的生命有那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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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消息,華為近日發布了任正非在5月份接受德國電視一台的紀錄片採訪紀要。在採訪中,任正非系統地講述了家庭、當兵、復員、創業的歷程,面對美國對華為和家人的雙重打擊,任正非說:「其實我個人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並不覺得我的生命有那麼重要。」

很多人擔心任正非出門會面臨危險,對此,任正非表示:「我最終還是要在世界上遊走的,如果用一個籠子把我裝起來,我還有什麼價值和意義呢?」

任正非對於現在年青人的建議是,不是要把苦難作為必修課,如果人們都要經歷苦難,社會追求什麼呢?他們應該追求高的文化素質、高的創造能力,為國家、為人民貢獻能力。

以下為採訪全文:

任正非:我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並不覺得我的生命有那麼重要

任正非接受德國電視一台紀錄片採訪紀要

2019年5月20日

 1、記者:任先生,您被視為中國的喬布斯,華為在中國被視為一個偉大的企業,怎麼做到的?

任正非:第一,我不是喬布斯,因為喬布斯對人類貢獻非常大,他創造了移動互聯網,而且他在哲學上追求完美。我沒有特別精湛的技術,只是提了一桶「漿糊」把十八萬員工粘起來一起奮鬥,他們奮鬥出來的成績就扣在了我頭上。我在哲學上信奉灰度,信奉妥協,「白」與「黑」之間有一個妥協是灰度。喬布斯是追求極致的,我們兩個性格上很多不一樣。我沒有他那麼偉大,所以不能叫喬布斯,這不是謙虛,是真心不認為自己偉大。

記者:我們還是可以得出結論,華為是一個全球性的巨人,華為生產設備成為互聯網的骨幹?

任總:是的。

 2、記者:您是1944年出生,7個兄弟姐妹中最年長,出生在中國南方一個貧困的省份,當時您的父母做什麼的?

任正非:他們都是鄉村教師,在貴州一個偏遠貧困的少數民族山區任教。我母親是小學校長,父親是中學校長。

 3、記者:您成長的年代當時非常困難,50年代末期中國經歷了大饑荒、又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那時您有哪些記憶?對您產生了哪些影響?

任正非:我從小到大,最大的記憶就是吃不飽,最困難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最大的夢想是想吃一個饅頭。晚上睡覺做夢想是不是有個饅頭吃,並不是追求好好學習,將來有什麼發展機會。我從小到大不知道零花錢為何物。在高三時,母親終於和我談話,答應每天給我5分錢的零花錢,我覺得好自由。

 4、記者:大概二十年前左右,您寫了一篇介紹您父母的文章,我們看了文章,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詞是「飢餓」。

任正非:1959年-1962年左右主要是「飢餓」,中國經濟1963年-1964年開始恢復,「飢餓」已經不是主要名詞。中國經濟恢復以後,開始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主題跟我個人思想不吻合,我是一心一意鑽研技術的人,一點都不懂政治,突然社會政治狂熱起來了,我完全無所適從,不知道該怎麼辦。

文化革命中,我也想跟大家一起上街去鬧鬧,去遊行示威。但是我父親作為走資派被打倒,被關在牛棚。所以,我就沒有機會參加那些活動。為什麼沒有參加紅衛兵?一方面是大的組織不要我參加,因為我家庭出身不夠好。小的組織我也不願意去,就游離在外面。

 5、記者:您大學時候學的建築工程,怎麼參軍了呢?

任正非:因為周恩來總理引進了法國德布尼斯.斯貝西姆公司的化纖設備,要調很多地方隊伍建設這個工廠,但軍隊沒技術力量,地方上也沒有哪個單位願意出工程師給軍隊,軍隊就把我們這些懂一點技術的「半罈子水」學生重用了。

就這樣,我有幸走入了現代化工程,有幸走入了軍隊。

 6、記者:1976年時,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了,那個時間您在做什麼?

任正非:我還在建設遼陽化纖總廠,這個工廠剛剛啟動沒有多長時間。

7、記者:那時您入不了黨,當時黨員要求非常高,而您因為父親背景的原因,一直到1978年才入黨?

任正非:因為我在遼陽化纖廠建設中有發明,用數學方法推導了一個儀器,這個儀器當時中國沒有,國外的也不一樣。於是這個小發明在當時歷史時期被誇成大發明,國家就讓我參加全國科學大會。大會期間,別人在開黨員會議選舉代表團黨委,我在花園裡散步,組織機構看見了就批評我怎麼不參加黨員會議。我說:「我不是黨員」,把對方嚇一跳。在那個時代,不是黨員,連炊事班班長都不能當;國家這麼重要的會,不是黨員怎麼能參加呢?他們並不認為我不合格,否則不會穿過重重屏障參加國家會議。於是他們就給我們兵種司令員打了電話。

所以,我從全國科學大會回去以後,部隊討論我入黨的問題。那時候,我父親的地方檢舉材料有很厚的一摞,部隊認為等到地方做出結論以後再批准我入黨太慢了,部隊自己組織重新調查一遍我父親的歷史,然後跟我談話,告訴我:「你父親哪幾點有問題,哪些沒有問題,記住以後檔案中只有哪幾點有問題。」那次對我們家歷史終於搞清楚了,沒有多大問題。重新再討論我入黨問題的時候,在支部層面還是有阻力的,那時思想很傳統,但是上級要求我入黨,就入黨了。

入黨前,兵部指派一個記者叫許國泰來考察我。他調查完後給我們師政委匯報說,在調查我的時候,叫我跟他出去散步,我說先換個衣服。他跟着到了我的臥室,我在床下找襪子,聞聞哪個衣服襪子不臭就穿哪個,男孩都比較懶,換了衣服襪子就扔在地上。他看見我這麼盡心地鑽研技術,告訴師政委願意做我的入黨介紹人,師政委也說願意做介紹人,這樣就突破了支部壓力的屏障。三十多年以後,我再次遇到許國泰,他才告訴我當年代表中央去調查我個人歷史和表現時的情況,否則我不知道這個秘密。

就這樣,我才突破屏障,加入了共產黨,走進時代的潮流。

 8、記者:1978年12月,鄧小平開啟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接下來四十年,中國經歷了一系列的改革和經濟發展,這對您有什麼樣的影響?

任正非:首先,1978年3月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我們聽了很多前輩做報告,包括陳景潤。當時我們聽得淚流滿面,太感慨了,國家終於承認我們是這個國家的「兒子」,鄧小平講話中說我們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全場歡聲雷動,我們是工人階級了,不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了,很興奮。鄧小平提出要「五天工作,一天政治學習」,以前政治學習太多了,政治學習要減少一些,我們也非常高興。

1978年12月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國家決定要開放改革。其實當時我們對這件事情的理解並不深,不知道這是劃時代的改革。只是覺得聲音和以前不一樣了,我們有一種興奮感,國家要搞建設了,我們能夠使勁好好幹活了。以前需要「又紅又專」,我是不夠紅的。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理解,當時我們年輕、對政治不敏感,隨着國家一天天變化,才知道一個理論、一個社會結構的變化,對這個國家的改變是翻天覆地的。我們當時真的不理解「亞馬遜河流域的蝴蝶扇扇翅膀,就會讓德克薩斯下大雨」,僅僅只是感覺中國要變了。

 9、記者:隨着中國的改革和大裁軍的決策,您也轉業了?

任正非:穩定下來以後,鄧小平要大裁軍,其實從中央到地方,並不理解鄧小平為什麼要裁軍。78年我聽過羅瑞卿的報告,他去世前三個月在全國科學大會做報告說,「我們迎來了難得的十幾年和平時間」,他認為,未來十幾年不會打仗,應該抓經濟建設。他檢討了65年把中國國防科研體系拆成二機部、三機部、四機部……七機部,其實削弱了國家力量,但是很快他就下台了,無法改正了。十年以後,他重新恢復工作,檢討了他在文革前的錯誤,認為現在走向和平建設了,軍隊發展要停下來。但我們並不理解這些話的含義。

十二大的時候,國家決定要裁掉一大部分部隊,主要是鐵道兵和基建工程兵,當時我們被認為是「雜牌部隊」,先裁雜牌部隊,保留正規軍,一下就把我們裁掉了。裁完之後,財務報表顯示軍費還增加了,裁掉的這兩個部隊是賺錢的。後來繼續裁百萬野戰軍,軍隊從五百萬、四百萬、三百萬……一步步降下來,現在還在減少軍隊編制,支持國家經濟建設。今天明白了,當時我們是想不通的,因為好不容易熟悉軍隊、熟悉這個工作,換一個工作,當時我們在思想上還是有一點牴觸的。

10、記者:您是1987年創立華為,但是,要做一件事是一回事,現實是另外一回事,中國在朝市場環境發展,當時創立華為最初的經歷怎麼樣的?

任正非:第一,1984年到深圳來以後,我發現自己根本適應不了市場經濟體制。因為我們是從軍隊一下子跳到市場經濟,思想還停留在傳統,社會已經變成市場經濟思想。軍隊是講為人民服務,這裡做事為什麼要賺別人錢?覺得公司都在騙錢,明明買來10塊錢,怎麼賣給別人12塊錢?這是第一個不適應。第二,我在遼化做自動控制系統,是比例、積分、微分這種模擬控制系統。到深圳前沿以後,發現世界已經開始變成電腦時代,這兩種方式完全不一樣,我發現怎麼也跟不上青年人,這是第二個不適應。第三,對人過於信任。軍隊本身命令就是信任,以為社會上是這樣。

當時,我在一家國有企業二十多人的小公司做副經理。副經理沒有決策權,今天來一個辦公室主任,我不知道;明天一個人做什麼職務,我也不知道;他們不一定向我匯報,但是事情做錯了,都要我承擔責任。那時我也犯了很多錯誤,相信別人,就把錢先給了別人,最後沒有拿到貨,被別人騙走了200萬,後來我追款追了一年,絕大部分追回來了。我辦小公司賺了錢以後,也替原來的公司還掉了一小部分外賬。

這個事件對我最大的教育是什麼?我沒錢請律師,也沒錢送禮。我自己閱讀了大量法律書籍,基本把法律書籍都學了一遍。明白了,市場經濟就是貨源、客戶、交易,貨物交付到客戶的中間就是法律。

記者:您那時破產了,被迫創立公司?

任正非:不是破產,是別人不要我了,我需要另外尋找工作。正好深圳鼓勵進行科技創業,我覺得也可以試試。在舊體制下,我沒法按自己的想法做事,不如自己建立一個公司,自己想什麼,自己做什麼,好壞自己承擔。所以,我接受了這個建議,去做一個民營高科技企業。

當時註冊資本要兩萬元,那時我的所有轉業費加起來只有三千元,就找人集資。其實有些人集資只是出了一個名,沒有出錢,真正資本不到兩萬元,應該在一萬六千元左右就開始創業了。其實是逼上梁山。如果當時政府給我一個小官,也許我就不會創業了,走官場的路,最終做到一個處長就退休回家釣魚。逼上梁山以後,只好走向華為創業,只有這麼點錢。

剛開始公司就一、兩個人,貨物要運回來,不可能租車,只有自己扛着一包包的貨物往公共汽車上搬。貨物裝卸時,我搬20公尺放下來,再去搬另外一包,20公尺、20公尺……搬到馬路邊,再扛到公共汽車上。那時我在中國是頂級紅人,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都占,不進第三梯隊才怪,突然變成個體戶,社會上譏諷很多。我一包包貨物扛到車上,售票員很好,允許把貨運到南山蛇口,我卸下來,再20公尺、20公尺……,否則看不見會被偷的,一包包再搬上樓去。所以,這是逐步的發展。

 11、記者:在創業初期,有什麼樣的突破,認為華為的生意是能做成的?

任正非:公司成立初期,我們主要是做代理,幫別的公司賣機器,中間賺一點佣金,慢慢積累到有一、二十個人。經常是汽車到了,我們每個人都像搬運工一樣,扛木箱卸貨到倉庫,客人要貨時,我們再去裝貨。在三十年前,我們是以代理為中心的。

後來,香港鴻年公司跟我們接觸以後,考察了我的個人歷史,找很多人調查我的歷史。當時我還很生氣,他們把過去的一些事講給他們聽後,考察完的結論,認為我是一個可以信任的人,他們就給我授權:「廣州倉庫里有價值一億的貨物,你可以去提貨。貨物賣了以後,錢可以先周轉一段時間,再還給他們。」他們給我的底價也比較合適,我們通過賣貨物回款,中國當時正在快速發展,很需要這些物品。香港鴻年公司對我們很信任,公司老闆原來是一位很優秀的學者,叫梁琨吾,由於他們的信任和支持,我們開始得到了逐步發展,積累了一部分資金。

 12、記者:那時美國應該是您所進入通信行業中蒸蒸日上的國家,您第一次去美國是什麼時候?

任正非:1992年。

記者:我看了您寫的《赴美考察散記》這篇文章,2019年讀這篇文章也挺有意思的,您對於美國當時有非常多的敬佩之情,而且把自己放在比較弱勢的地位,包括華為的管理。當時您看來,美國是充滿希望、充滿前途的國家,是嗎?

任正非:是的。對於美國的了解,我在文化革命中也有一些閱讀。當時,解放軍有一個代表團考察了西點軍校,《解放軍報》有對西點軍校的連載描寫,對西點軍校的作風,我的印象比較深刻。所以,我們在早期建設公司時,是學習西點的風格來管理的。當然,我們是一個生產企業,不可能像軍隊那麼不講成本。

我到美國以後,親眼看到了美國是什麼樣了,以前我們沒有出過國門。開放改革以前,我們還以為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都在受苦受難,就我們吃飽肚子,別人沒有吃飽肚子,需要我們去解救,這是當時我們對世界還是這樣的理解。當我們走出國門一看,才發現只有我們才是貧窮的,別人都不貧窮,才知道社會是什麼樣子,思想上有了一個開闊。

第二,我對美國的創新精神、創新機制的推動有很深的感慨。有一篇文章叫《不眠的硅谷》,硅谷人為了奮鬥,在車庫……通宵不眠,當然硅谷今天還是這種精神。我們吸取了一些精神力量,我們也要艱苦奮鬥,也要努力,從簡單開始逐漸走向中高端。

從年輕時候直到今天,我對美國都是很崇拜的。儘管今天美國打壓我們,將來我們重新在「喜馬拉雅山頂」再次相遇時——我把科技高峰形容為喜馬拉雅山頂,美國帶着咖啡、罐頭……在爬南坡,我們帶着乾糧爬北坡——我們在山頂相遇時,我決不會與美國「拼刺刀」,會相互擁抱,終於為人類數字化、信息化的服務勝利大會師了。我們應該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不要這麼狹隘。我們就是因為沒有這種狹隘,才有這麼多客戶信任我們,我們今天是打不死的。希望你過幾年再來參加我們的會議,那時我們再喝一杯慶功酒。

13、記者:你們所處行業第一次的危機在2001年前後,很多西方公司面臨着重大危機,華為當時怎麼挺過來的?

任正非:IT泡沫危機發生時,我們同樣發生了巨大的危機,公司基本瀕臨崩潰了,內外交困。外部來說,我們對客戶負責任的能力低,在IT泡沫時期,大公司把所有好零部件買光了,我們只能買一些差的零部件做了產品賣給客戶。公司內部也出現很大危機,2002年時,內部很多人偷走知識產權、挖走公司的人,去創辦其他的公司。

我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召開了400人的高級幹部大會,學習了德國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戰爭論》裡面有一句話:「什麼叫領袖?要在茫茫的黑暗中,把自己的心拿出來燃燒,發出生命的微光,帶領隊伍走向勝利。戰爭打到一塌糊塗的時候,將領的作用是什麼?就是用自己發出的微光,帶領隊伍前進。」好,現在該我們把心拿出來,照亮隊伍前進,鞏固隊伍信心。

第一件做出的結論,就是把客戶所有的爛設備換回來,要十幾億人民幣,那時我們已經窮的揭不開鍋了,還是要換回來,從此贏得了客戶的信任。第二件事,我們選取了一個很正確的戰略,叫「雞肋戰略」。泡沫經濟時,北電在光傳輸上投入過猛,設備跌價不值錢,如同沒有肉的雞肋。我們選擇了光傳輸這個不值錢的雞肋,別人不做我們來做。我們經過十幾二十年的努力終於做到了世界第一,現在我們在光傳輸和光交換上絕對領先,很難有人短時間再趕上我們。我們現在提出了將來要做光子計算機。所以,我們是及時開了幹部大會,整頓了思想,讓留下來人繼續好好干,然後選擇了最不賺錢的事,渡過了巨大的危機。

14、記者:儘管您本人對美國充滿了敬佩,現在來看,華為和美國之間有一場持久戰。從2005年開始,美國的一些政客就視華為為危險,您能夠解釋一下嗎?

任正非:美國政客不代表美國,因此我將來對美國的情感還是一如既往。對美國的政客,我也不恨他們,為什麼?他們拿着「鞭子」抽着華為,提醒我們要努力奮鬥,我們只要不努力奮鬥,就會把我們打垮。這點對我們也是有好處的,沒有外部的壓力,內部就缺少動力。

15、記者:2007年美國國家安全局黑進華為的網絡,甚至包括您個人的往來通訊,相信您聽過美國國安局針對華為的行動,他們叫「獵殺巨人」,為什麼美國那麼早的時候,就對華為這麼多的恐懼呢?

任正非:第一,我們建立內部網絡時,公司就有一個定位,內部網絡只防範惡性競爭對手,不防範西方競爭對手,也不防範所有政府,包括美國政府、中國政府。否則要建多麼厚的「城牆」呀,我們沒有那麼多錢,只是把想偷我們技術的惡意競爭對手防範住。

第二,在全世界,能做到像我們這樣內外合規的公司總體是少的。你看,外媒報道說「華為公司是世界上被審查最嚴格、被監督最厲害的公司」,比如在英國,儘管對我們有批評,但對我們還是信任的。

至於美國當時進來看看,可能也不是因為我們強大,可能是好奇吧,覺得「你這個人應該很有錢」,結果我沒錢,當年我最大的優點是沒錢。當然,今天我已經被外面說是資本家了,過去真沒錢。中國反腐那麼嚴厲,這麼多年沒有我們的事,我們在國外也是「夾起尾巴做人」。我們未來要更加注意內外合規的管理,提到更高標準。

我們前三十年是穿着草鞋的「農民」,走進了這個殿堂,「農民」適應新的內外合規體制,需要一個過程。所以,在整個信息網絡中,專門有一個定位,不防範任何政府,只防範惡性競爭對手,不能把我們的核心技術偷走。

16、記者:現在處在一個非常熱鬧的時間階段,美國針對華為有一系列的指責,而且這些指責在過去幾年都指的是同樣的事情,例如,華為為中國政府從事間諜活動。最近特朗普總統簽發了一個行政命令,禁止美國技術公司與華為做生意。用他們的話說,華為危及了美國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您覺得這是什麼樣的性質?是一種猜測、貿易戰還是政治上的對立?

任正非:我不太理解特朗普的這個決定,因為我們在美國沒有網絡,在美國沒有什麼市場,怎麼威脅到美國安全呢?美國做出這個決定,也不完全合乎法制國家的所作所為,因為美國在紐約東區法院已經起訴了我們,我們已經抗訴說「我們是無罪的」,法庭總要有辯論和判決以後,你再來處罰我,我們應該可以理解法律的程序。現在不按程序出牌,我們不清楚怎麼理解。

我們公司不會因此死掉。有議員說「華為要死掉了」,網上說「華為完了」。華為不會完的,只是「蛋」從大變小了,原來是「鴨蛋」,可能會變成「雞蛋」,但是不會變成「鴿子蛋」。我覺得規模會有收縮,但不會有太大的問題,我們在最高端領域上不會輸給美國。但是最低端的領域可能會選擇放棄,因為太低端領域,我們從來沒有自己開發過部件,因為低端領域遲早會被淘汰。我們認為,銷售增長可能會差一點,但不會負增長,一定是正增長。

至於這樣的決定,美國政治家們應該沒有考慮到美國企業的利益,美國企業也需要市場,它們需要向中國供應芯片、供應零部件來占領中國13億人口的市場,如果什麼都不供應,把中國逼着什麼都自己生產以後,它就不能成為世界霸主了。世界霸主要為75億人服務,少了13億就是少了1/4。至於哪些高端零部件應該有所管制,不是已經有《瓦森納協議》了嗎?它堅持《瓦森納協議》就可以了。有必要連一個小螺絲釘都要限制住嗎,政治家可能太不懂技術了。

 17、記者:中國今天不僅僅是廉價勞動力的工廠,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取得長足發展,現在是僅次於美國之後的第二大經濟體,未來很可能很快替代美國成為最大的經濟體,是美國有這個擔心才有現在的舉措?

任正非:即使在美國這樣打擊下,在這個行業我們還是世界第一,還是稱雄這個世界,不會改變的,這點我有信心。兩三年、三五年以後,我們一起來舉杯共慶。

關於中國的崛起,我認為要接受,因為中國崛起以後,才會有更多人買外國商品。你參觀我們生產線,大量都是德國的生產設備,我們的生產系統用的是西門子軟件、BOSCH軟件、達索軟件,生產設備大量是德國貨。如果中國也發展,其實把歐洲很多貿易帶到中國來。中國以前是貧窮的國家,我讀大學時衣服都是補了又補,因為屁股位置容易破,用一塊布拿縫紉機打了一圈圈湊合穿,沒有穿過一次好衣服。現在中國購買多少歐洲奢侈品?歐洲奢侈品在中國有了巨大的市場。當中國人的消費需求提高時,會給歐洲帶來巨大的市場空間,包括美國。當然,我看到奧巴馬在澳大利亞的演說「如果中國人要過美國和澳大利亞的生活,這個世界是災難的。」但是,Google地圖最近展示,中國沿海的海邊有非常多的小房子,網箱養殖,中國很多海鮮是人工飼養,並不完全是自然捕撈的,沒有傷害世界持續的平衡。當然,中國人要節儉,現在太鋪張了。所以,接受中國的崛起,希望中國是和平崛起,不要有戰爭對抗,這才是我們真實的目的。戰爭的能力在美國,只要美國不想打仗,世界上沒有人想打仗。如果中國的崛起給世界很大的擔心,我認為這擔心可能是多餘的。

第二,將來你可以在任何時候到我們公司來,跟任何人交流。我們公司員工的思想哪一點不像西方?人人都像西方人一樣的思維方式。再往年輕一代,其實有更強烈的西方觀念意識,這個意識會變成世界共識,這就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觀。這個世界應該越來越走向和平,而不是戰爭,只要有一個人不想打仗,人人都不想打。我們要把戰爭的源頭消滅,轉向和平崛起。世界允許在和平規則中交易,才是我們的目的。過多的恐懼是製造的一種恐懼心理,我恐懼你,你恐懼我,恐懼來恐懼去,就真恐懼了。

18、記者:現在中美兩國之間的緊張局勢,包括貿易戰、發生在華為自身的事情,其實也體現在個人層面。您女兒去年12月1日在溫哥華被捕,除了是您的女兒之外,她也是華為首席財務官。當時您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第一反應是什麼?

任正非:我的第一反應是很震驚,因為我女兒是很守規矩的人,不可能有任何犯罪的行為,怎麼被抓了呢?我女兒在被關進監獄的第二天,就通過他先生遞了一個紙條子,帶給我:「爸爸,所有的矛頭是對準你的,你要小心一點。」第三天,我同樣要飛到阿根廷開會,我女兒就是阿根廷會議的組織者。我還是選擇冒着危險去開會,我認為這對公司的改革、穩定和發展有很重要的意義,當時並不知道美國要這麼嚴厲地制裁我們。我太太整晚不睡覺,等待着我過境國家的信息,總問我:「你出境了沒有,上飛機了沒有?」我告訴她,飛機滑行了,她才放心睡覺。我開完會以後,就上飛機返回了,直到平安回來,我家裡人才放心。

其實我個人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並不覺得我的生命有那麼重要。我認為改革最重要,阿根廷代表處的改革很成功,帶動了公司全面的改革。正好遭遇了貿易戰,現在大家才看到,阿根廷七個文件對公司建立自我堡壘起到了巨大作用,每個BG的一把手都跟我說:「太重要了,如果沒有這半年的準備,可能現在會混亂。」我是冒着生死危險走出去的。

我認為,我最終還是要在世界上遊走的,如果用一個籠子把我裝起來,我還有什麼價值和意義呢?有人說:「你是思想家,你出思想就行。」不到現場去,怎麼能出思想呢?

有媒體問我過;「如果你當時跟女兒一起走,在加拿大被抓了怎麼辦?」我說就陪女兒聊聊天。「萬一被抓到美國去怎麼辦?」我說,在美國監獄,正好把美國二百年發展的歷史讀一讀、學一學,然後寫一本書,就講中國未來二百年應該怎麼崛起,應該怎麼向美國學習。

也有記者問:「如果國家讓你裝後門,你不裝,中國政府把你抓起來怎麼辦?」我說,中國的監獄很文明,對高級人員有獨立房間,有浴室、廁所,還可以看書、看電視,那麼舒服,而且還不要伙食費,挺好的。第二,什麼都不想了,可能我就不再需要安眠藥,糖尿病沒有了,高血壓也沒有了,說不定我還能多活兩年,那我擔心什麼呢?所以,我現在活得很瀟灑,公司已經走上正軌,有沒有我,公司都會照樣發展。你們看,在這麼緊張的情況下,我都沒什麼事干,一切都在制度中。這就是向英國和德國學習,以制度文明來管理公司,而不是以人獨裁的方式來管理公司。我現在覺得,對過去三十年的努力,我是心安的。

 19、記者:現在您的女兒面臨着指控,說是違反了美國對伊朗的禁令,美國也在尋求對她的引渡。現在也有一些報道說,這個事情發生剛好處在中美兩國之間緊張的局勢之下。我們也看到其他一些歐洲國家(包括德國、丹麥、法國)表態不會追隨美國的步伐,華為能否應對來自美國的壓力?沒有美國,是否可以繼續很好的發展?

任正非:第一,孟晚舟的問題將來要依照法律判決,我就不多評論了。我們認為,孟晚舟是無罪的,我們是有抗辯證據的,美國檢察官也要拿出證據來。

第二,如果美國在科技上與我們割離以後,華為能不能繼續做下去?我認為,世界本來就應該合作共贏,因為全球化的經濟基礎是互相依存,不能孤立的存在。但是,我們現在可以說,即使沒有美國供應,我們可以獨立生存的,也能生存得非常好,可能也還是世界第一。但是,我們永遠對美國公司充滿敬仰,很多美國公司是願意與我們合作的,他們與美國政客有區別的,我們會永遠與這些美國公司成為長期的戰略夥伴。他們正在尋求美國政府對他們的供應審批,我們堅決購買他們的產品。比如,我們有可以代替高通的零部件,但是50%繼續購買高通的,並沒有完全使用我們的器件。這是我定的,必須要使用美國器件,不能自己一個人獨吞利益。我們永遠都會擁抱美國公司,歷史的挫折過去以後,會更加考驗我們和美國公司的友誼,只有合作起來,才會把人類文明推向新的進步。

 20、記者:根據聯合國數據,在過去四十年,對於中國是一個繁榮發展的時期。這四十年中,中國有七億人口成功脫貧,人均預期壽命從鄧小平啟動改革1978年的60歲到今天增加到76歲。整個巨大的變化是如何影響了中國的社會發展?

任正非:第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人口應該是6億多,天還是那個天,地還是那個地,但是人們都吃不飽。鄧小平開放改革以後,13億人民吃不完了,說明生產技術大發展了,農村從聯產承包變成土地流轉,未來逐步會走向西方農場式的生產方式。先進的農業工具……各種利用已經有很大的提升,這樣的提升使中國的糧產量提升非常大。

中國以前實行低物價的方式,西方實行高物價、高消費、高工資的循環原則,西方度過了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繁榮。中國物價開始提升時,讓中國內部經濟循環的血脈加快,使農民得到了好處。

第二,中國對外資企業實行很低的稅收,外資引進中國辦廠,讓2億農民進城做了工人。十年前,中國一個農民工進城,每個月收入能達到100美元,在農村干一年也拿不到100美元。在七十年代末,我下過農村,幫助農民整改,考評農民時,一個很強壯的勞動力一天能掙8分錢人民幣,相當於1美分。所以,那時候的勞動力非常低下,現在農村每月的平均收入也才兩、三千塊錢。

現在有相當多的縣脫貧了,規模化生產農產品,不像以前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中國農村開始逐漸脫貧了,比如貴州有一個赫章縣,那裡適合種很細、很香的蔥,幾萬畝地都種小香蔥,形成一種集約化的產業,有蔥的包裝,有蔥的物流運輸,有蔥在北京、上海、廣州……高消費地區的消費系統,農民的收入就增加了。鎮寧有位縣委書記來看過我,說他們縣裡種了一萬七千多畝小黃姜,還種了非常多的李子,剛剛摘了貧困帽子,這個縣不貧困了。

中國脫貧對非洲等地區有啟發作用。雖然按西方標準來說今天中國農民收入仍然很低,按聯合國的貧困標準來看,我們的貧困人口還是比較大的。我們國家定貧困人口的貧困線以前是1.2美元,現在提到1.9美元,聯合國的貧困線是2.5美元,我們貧困標準線比較低,因為生活標準比較低。開放改革對推動中國擺脫貧窮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以及各級幹部的努力,因為共產黨的口號是「為人民服務」。無論是不是真心的,都要為人民,客觀上推動了社會的進步。

 21、記者:中國過去七十年經歷了一系列的困難,從大饑荒到文化大革命,包括整個體制的部分調整。如果放這個大的背景下,考慮您自己的生活,您會用哪個關鍵詞來形容?是壓力嗎?

任正非:苦難的歷程。中國在尋找自己的道路時也是彎來彎去的,中國最終會找到實現有序的民主、可以發展、有利於中國的新的發展動力。今天的動力,還是讓人民過上幸福生活,走到小康社會;讓貧困的人民擺脫貧困,讓絕大多數孩子能受到良好教育,才有未來。

有了這個目標,整個國家還是有奮鬥動力的,是有序化的。中國政府控制實施,不要出現無政府主義,不要出現動亂,使國家在有序的基礎上不斷去改革,不斷去發展。

 22、記者:那些比您年輕四十歲的人,沒有您這樣的經歷,沒有您經歷過的苦難,您怎麼看待這一代人?

任正非:不是要把苦難作為必修課,如果人們都要經歷苦難,社會追求什麼呢?我認為,他們應該追求高的文化素質、高的創造能力,為國家、為人民貢獻能力。美國著名院校錄取最優秀的學生時都有兩條標準——照顧過孤寡老人嗎?給孤兒院的孩子做過努力嗎?如果沒有做過,就扣掉20%的標準分。他即使考滿分,也很難進美國名校。美國名校是什麼?就是培養領袖,不是領導國家,就是領導企業。領袖不能只愛自己,自己撈錢到自己口袋裡,會破壞社會的。要關心全社會,所以,你才理解,哈佛等名校畢業生到非洲做工作,掙很少的錢,就是為了一種理想,這個理想過去叫「清教徒精神」。

華為的精神和清教徒精神沒有什麼區別,我們這種精神也是為了一種理想,為了人類社會。如果我們是資本化的公司,把利益看得很重,那麼有錢的地方就會多去,沒錢的地方就不會去。非洲這麼落後,這麼困難的地方,我們照樣在那裡努力,如果是為了錢,我們就不應該去;喜馬拉雅山那麼高,北坡的基站是我們的,南坡基站也是我們的,如果不在那裡安裝基站,登山遇險的人得不到通訊聯絡,得不到救助可能就會死亡。這些地方能掙錢嗎?掙不到錢。所以,我們為了理想而奮鬥,同樣有清教徒的獻身精神。我們以這種理想驅動公司的文化建設,公司每個員工都不會斤斤計較,不會在個人收入上和公司討價還價,但是公司不能因此不去重視提升他的待遇和利益。所以在文化體制上,其實我們跟美國很多優秀文化是相近的。

23、記者:中國有多少像華為這樣的企業呢?

任正非:我不知道。我認為,其實中國在接受德國文化上還是非常好的,比如宗教改革也是從德國開始的,德國盛產哲學家、音樂家、藝術家……。按理說,一個工業型社會,怎麼能創造出這麼燦爛的人文文化呢?前幾天,國家信產部的部長參觀我們公司時,我專門帶他參觀生產線,講西門子軟件多麼好、BOSCH的軟件怎麼好、達索軟件怎麼好,為什麼?工業互聯網必須是從事工業幾十年的人,把他的經驗變成電子的時候才是工業互聯網,而不是我們搞互聯網的公司變成工業互聯網。我們幫助國家大規模推廣德國的控制軟件,提高生產、提高效率。我們認為,中國和德國之間經濟有極大互補性,中國要發展,德國很多優勢對中國非常好,德國需要中國13億人民的市場。

我去德國斯圖加特,工程院院長帶我參觀一個工學院一年級學生入學,給每個人發一塊鐵、發一個齒輪的圖紙,讓他們用銼刀銼出一個齒輪或者一個軸來,完全用手工做,做出來並不打分,必須裝到減速箱裡,讓汽車開,開完回來檢驗才給打分。所以德國機械工業將永遠無敵於天下,同樣的鋼鐵,德國車並沒有消耗更多,但是價格貴幾倍。

德國很多優質的東西需要一個市場空間去放大,要開展貿易的便利化、自由化。中國改革慢了一點,但是去年開始已經對機械製造產品、工業產品放開門限,降低關稅,有利於進一步發展。中德之間應該更加加強經濟的合作,而不是對抗。所以,我們非常贊成歐洲的觀點,歐洲是一個經濟共同體,沒有那麼多政治目的。中國其實也不會想稱霸,中國還是主要生產中低端產品,中低端產品和中高端產品之間應該有相互的交流。

第二,中國的服務產業落後,我有位朋友生病了,我建議他去兩個地方動手術:德國和美國。德國的醫療這麼高級,這麼發達,德國如果在中國能建立一些醫院,不需要消耗多少人員,就可以把中國賺你的錢,從中國賺回去。

又比如教育,太難拿到德國博士學位了,德國博士是真博士。我們在英國和德國的工廠,大量招德國博士,太優秀了,因為德國教育很嚴格。德國中小學教育,為什麼不在中國發展呢?中國也在開放服務業,這是無煙工業,煙囪不冒煙,就可以把人民幣賺回去,這樣形成貿易對沖。

24、記者:所以您的結論是,經過四十年發展已經強大起來的中國和歐洲之間有着共同的未來?

任正非:我認為是這樣的。我認為歐洲和中國有強大的互補性,歐盟是二十八個國家組成的共同體,謀求的是經濟利益,而不是政治霸權。中國也是這樣的,我們之間應該強強合作。兩家合作時由「一帶一路」連起來,我們缺少能源,中東中亞的能源給我們的火車加油,經濟共同體發展更快。

前兩天我和日本媒體交流時,談到希望中日韓建立自由貿易區,我們也應該推動中國和歐盟建立自由貿易區,如果歐盟產品零關稅,歐洲商品會大量銷售到中國,而且服務業也銷售到中國,中國的產品賣往歐洲,不會像現在一樣出現貿易順差很大的狀況,我想會形成新的平衡。希望中歐致力於這樣。

我對歐洲是有貢獻的,我反覆說服中國政府,在標準問題上中歐要站在一條線上,建立中歐標準體系,這已經完成了。中歐的標準組織走到了一條線上,下一步希望美國標準組織和中歐標準組織連成一氣,那就是世界標準了。

 25、記者:從您來看,中歐合作可能存在的最大障礙是什麼?

任正非:最大的障礙首先是知識產權保護,因為中國過去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夠重視。現在從中國的電視、各種報道可以看出來,對知識產權保護已經很重視了。

第二,允許外資企業獨資,對獨資的外資企業知識產權保護要更增強一點。如果以這樣的方式繼續走下去,我認為歐洲企業在中國發展不會有什麼障礙。

評論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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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25 14:09:19

我感覺老師還是蠻好的,上次分手都特別難過,後來聽了情感調解之後,我也很快走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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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31 10:01:14

老師,可以諮詢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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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4 02:11:50

如果發信息不回,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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